十二月 2004

關於族群與民族的雜記

朋友用電子郵件寄來「外省台灣人協會」的網址。看了看，網頁上關於成立緣由的一段說明，頗值得玩味。這次做個懶人，先原文轉錄：

台灣的外省人其實各式各樣，卻因為共同的流亡經驗而被歸為同類。外省族群與國民黨政權同時來到這個才剛結束日本統治期的島嶼，還來不及與現居族群相互瞭解，就發生了埋下族群裂痕的二二八事件。黨國復興神話所帶來的巨大盲點，造就了五十年來的族群藩籬。實質（多為軍公教身份）與心裡上均徹底依附統治者的外省族群，於是似乎得為此一政治血腥鎮壓集體買單，或被視為結構性共犯。

在新的政治論述中﹐ 外省人失去了昔日的座標。在剝除政治優勢與文化主導權後，外省族群開始體認，外省人其實是台灣人口中的少數。隨著其他族群文化主體論述的日益蓬勃，外省人的相對被剝奪感日益深重。面對福佬族群要為歷史平反的情緒與各種實際作為，又經過幾次政客揮舞族群大旗的選舉，不論是第一代或第二代，強烈的不安全感與被排斥感，已普遍瀰漫於外省族群之間。

但我們外省人自己也要反省，一直以來，是不是以某種中原文化沙文主義的優越姿態，看待混合著移民特色、殖民風格、與平埔原住民文化的福佬文化，及島上其他族群文化？如果我們自己不能拋棄過去黨國教育所灌輸的『道統與正統』這類文化法西斯主義，我們有什麼資格批判取而代之的福佬沙文主義？

如同過去外省族群掌握文化發言權，如今未經反省的本土化論述，儼然壟斷對「愛台灣」判準的認定。我們認為，要掙脫目前台灣島內族群關係困局，唯有揚棄這類主客異位，但框架相同的族群文化論述。如此，外省人才可能真正在台灣生根立命，與其他族群平等、和諧的共處。

主客異位，但框架相同的族群文化論述。這句話，指出了當前台灣「nation-building」過程的弱質。台灣民族主義，如果只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倒影，同樣是以一個核心的族群文化語彙（ethnocultural terms）來界定、劃分政治空間，與配置、規範成員─非成員之間和之內的政治─倫理關係，將無法處理、面對下一個歷史階段台灣這個移民社會的社會團結問題：如何接納不同時期的新舊移民，成為這個國家地位平等的公民？

進一步說，不論是中國的「祖國民族主義」(homeland nationalism），還是台灣進行中的「民族化國家」（nationalizing state），都在不同程度上倚靠或依附著以「純質」的血統＼族群文化作為成立正當公民身份的基礎的政治構想。這種無視於國界的分隔、流傳於兩岸間的政治構想，就其觀念的系譜學而言，也許可以相當可靠地溯源至十九世紀以來的「東西對抗」中，東亞知識份子集團「自我催加的東方主義」（Aihwa Ong）。解開這種「倒轉的東方主義」的束縛，反省二十世紀東亞「現代化」的各式政治─文化計畫的共通限制，會不會也是今天在台灣推動「公民民族主義」時，不應忽略的文化面向與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基於「政治」的理由（或，更準確地說，基於政治計算的理由）而封閉「教科書修訂」的討論，對整個社會，到底是幸？還是不幸？

沿伸閱讀：

A "Momentary Glow of Fraternity"
Aihwa Ong

Revolution in our time?

反叛的時代》尋找馬克思
張鐵志

如今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細緻的經驗分析和根植於現實的批判想像，而不是從馬列的頭像中祈求從中看到人類的光明未來。

曾經，因為遠方有革命，
使我們不必一一檢視流入生命中的格言或咒語。

而今，有人把革命投射向遙遠的靠山，
或從未到來的最終反抗，
有人卻無由耽溺於奢華的幻覺。

在這個分裂的島嶼，
於是我們仍要繼續詢問：
什麼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
還有，
在意識型態的幫派械鬥中，可會找到答案？

在新文明初啟前，
誰能承受亢奮與焦躁的煎熬，
從一整個世代的共同痛楚與反省，
鍛鍊出不偏食的正義感？

答案，也許在她或他的手中。

竭澤而漁的短視：中國加強對電子業出口的租稅優惠

中國積體電路退稅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七

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通知指出，對部分信息技術 (IT)產品出口退稅率由現行的百分之十三提高到百分之十七。

據報導，中國國家發改委官員曾於9月份表示，支持積體電路產業繼續發展，將考慮實施積體電路產品出口全額退稅政策。這種作為產業政策的租稅政策，當然與中國試圖掌握知識經濟時代主軸產業的產業策略息息相關。積體電路產業，作為相關於資訊、電信、家用電子消費產品的關鍵零組件產業，無庸置疑，當然是兵家必爭的戰略高地。然而，以出口導向成長策略來促進「經濟迎頭趕上」的中國政府，顯然已經將這套過去東亞四小龍的把戲玩到了極限。

根據中央社的報導，中國財政部此次調高出口退稅率的IT 產品項目包括：積體電路、分立器件部分、移動通訊基地站、以太網絡交換機、路由器、手持車載無線電話、其他微型數字式自動數據處理機、系統形式的微型機、液晶顯示器、陰極射線顯示器、硬碟驅動器、未列名數字式自動數據處理機設備、其他存儲部件、數控機床。這份清單，不但兌現了中國發改委日前所言的全額退稅，而且由減稅項目總體涵蓋範圍之廣，透露著不尋常的訊息。

眾所周知，對中國IT 產品相關產業的發展，自台灣將生產線轉移到中國的台灣OEM廠商，「功不可沒」。根據謝金河的說法，中國科技業達450億美元的出口額中，台商至少貢獻 400億美元。然而，也如同台灣股市投資人已經熟知的，一些有名有號的台灣科技業契約代工商，不分光寶、鴻海、仁寶與廣達，原本都已身陷所謂毛利「保五」的肉搏戰。之前，這些「微利廠商」，耳聞甚囂塵上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幾乎個個風聲鶴唳，戰戰兢兢，擔憂明年的經營績效表現將受嚴重打擊；此刻，聽到此一爭取許久的「及時雨」，怎會不感泣涕零，高呼英明。

但中國財經當局此種炒短線的手法，直讓備受北京知識份子膜拜的「大國風範」完全斯文掃地。如謝國忠等知名中國金融市場人士，原本還不斷對世界媒體宣稱所謂人民幣問題，不能只看幣值，因為中國已經調降出口退稅稅率，此舉已經形同人民幣升值，並且還三番兩次建議北京，要以逐步減少出口退稅，來換取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如今言猶在耳，此刻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幣值不變依然如昔，反倒是對IT產品的出口退稅稅率卻又悄然提高。

更進一步來看，中國當局此種財政補貼性的出口激勵政策，其實也是暗地承認了：中國政府從江澤民等上海幫執政以來不斷倡議的「科教興國戰略」，就提升高科技產業的創新能力而言，可說是一籌莫展，無所長進，從而唯今之計也只能學過去國民黨的老套，將就、屈附廠商慣於惡性價格競爭的現實，先撐過去再說。但這些廠商果真有出息，也就不必一路從新竹流浪到蘇州，還依然無力掙脫代工微利的夢魘。中國政府這樣的舉動，套個台灣流行的政治評論用語，不過是飲鳩止渴罷了，方便中高層官員大方地以國家財政來為陷入「利潤率危機」的廠商粉飾太平，而這些錢，卻是原本可用於中國的內地農村，奠定擴大中國國內消費的長遠基礎。

中國如果是個封閉經濟，中國政府儘管如何任性放逸，他人也無須置啄。但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脈絡下，中國政府在財稅政策上的「向下沈淪」，卻使得如同台灣等周邊國家進行稅制合理化改革的空間大為壓縮。中國政府無力推展IT 產業的產品創新，反而以調升出口退稅來幫助出口廠商美化帳面，從世界IT經濟的發展來說，更可說是短視的「竭澤而漁」。中國財經官員只想錯意施巧，卻無能面對知識經濟的國際經濟環境來創思遠圖，其實長久以降，不是別人，而是中國經濟本身，將會是最大的受害者。

台灣十大農業問題是？

等到了晚上，上網閱讀新聞，終於找到了等待中的社運團體對台灣農業問題的診斷。

按照中央社的報導，社運團體列舉的十大農業問題是：
一，農民所得不及外勞；
二，看天吃飯農產價格常受天然環境影響；
三，農民辛苦種的農產品賣不出去；
四，農民搶種搶收；
五，轉型措施徒勞無功；
六，農村子弟升學困難；
七，農村人口老化，農村子弟被迫離鄉背井；
八，農業價值被看輕；
九，綠色資本沒計算；
十，台灣加入WTO國外稻米進口影響農民生計。

看完，坦白說，很失望。如果是聲援的學生以及年輕朋友所草擬，還情有可原，如果是原本領頭的那些社運老鳥，這，未免.......

綠色資本的概念有點意思，但為何不就提出綠色GDP？講農民所得不及外勞，外勞團體該是會要抗議的；既然已經言及於此，何不提出「基本所得」（basic income）？

希望能看到更完整的說明。如果有朋友知道網路上何處可尋得完整的文件，也請惠知。

老人家，嘮嘮叨叨。不多說了，就這樣子吧，算是留作一個記錄。

要山頭，還是要水果？──非常狀態下的生態政治

無視於我們的喜悲，台灣這個年輕的資本主義文明無止無盡的消耗與掠奪，在一場颱風之後，被劃上了巨大的問號。我們這個對於生態破壞喪失抗體的社會，在湍流不息的河川所夾帶的泥沙中，看到了自己的墮落，與大自然的敵意。巨大的問號，在我們這個大眾民主的時代，當然總是觸發著等量齊觀的積極政府行動。一度為興建蘇花高速公路而奔走的行政院，一度因高山纜車研究案而困窘不已的經建會，於焉開始研擬了「國土復育條例」。

我先前就這個條例草擬的方向所提出的若干質疑（國土復育條例違憲？），在這個星期，逐漸於媒體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迴響。20日，當經建會完成了「國土復育條例」的草擬工作，中國時報記者呂理德在一篇分析稿中（利益盤根錯節 復育條例乖舛）提出了他的憂慮：

不容否認，這項條例的精神當然符合環保永續發展概念，但在制定過程中，卻完全採取由上而下的思維模式，先由行政院定調，再由各部會關起門來草擬，並未採取由地方、民間環保與各階層共同討論溝通，由下而上的立法模式，因此未來可以預見的是地方政府反彈，原住民以及相關利害人與團體，群起反對聲浪將不斷，如何化解這些問題，將考驗行政院相關單位的智慧。

聯合報緊接在21日作了一個專題報導，讓我們更清楚察覺，政府環保作為與原住民權益的激烈衝突，已在倒數計時的爆發邊緣。一位原住民縣議員吶喊著：「所有原住民都已看清楚中央封山才是目的」（國土復育 形同扼殺原民生路）。一位山地鄉鄉長也說：「政府所謂國土復育計畫，等於用一條巨繩綑綁住原民咽喉，教原住民怎能不發飆？」（高山廢路 綁住原鄉咽喉）。

但是政府方面的回應呢？聯合報的報導（經建會：讓山頭爛掉 或水果爛掉），紀錄著這樣的說法：

張景森強調，政府必須在短痛與長痛之間作個抉擇，短痛是指在高山農業的過渡期間，山區農民勢將面臨運送成本提高、生活無著的困境；長痛則是透過山區農路的不斷修復，導致惡性循環的國土破壞。他說，政府是被迫要在「山頭爛掉」或是「水果爛掉」間作決定，無法兩者兼顧。

某個意義上，這樣的發言，不啻承認過去國民黨政府所建立的國土保育機制實質上是徹底失敗了！以致於，我們現在必須面臨著「要山頭還是水果？」的兩難。長期蓄積而猛然爆發的環境災難，讓這個社會陷入或此或彼的兩難困境。而目前的民進黨政府對這個我們共同的兩難困境，答覆一清二楚：沒時間送進檢查室、手術房慢條斯理地處理了！我們不得不即刻採取行政專權的「一刀切」手段，來根絕國土環境破壞的源頭。

於是，也不得不，至少在環保治理的領域，面對生態大規模破壞的事實高度暴露於大眾媒體的非常狀態，民進黨政府一度拳拳服膺、不敢懈慢的中央與地方分權的「夥伴政府」理念，開始逐步後撤，向中央集權的方向轉進。就相關於農路修建與復健的核准權，主計處原本在三、四年前，革除以前「大中央政府」時代以財政資源配置控制地方派系的陋習，將從前補助農路的款項，以一般補助款名目直接分配給縣市政府，並由縣市政府自行決定是否應補助興建農路。按照這項權責下放地方的財政體制改革，每個縣市約可享有約六億元的補助額度。

六億元的補助額度，當然是無法應付如七二水災後的大規模突發性災後復健。在此次災後，據說南投縣政府就申報了八百九十七條待修農路，估計需中央補助經費達十二億元。正從是否補助地方復健農路的決策選擇開始，在地方政府不願抗拒農路復健壓力的情勢下，台灣的環境治理，又被迫進入事實上的中央集權狀態。就此而言，「國土復育條例」規定中央為督導機關，地方政府為執行機關，似乎只是將當前事實上的中央集中式的環境管制體制予以法制化──然而不要忘了，這也同時意味著，此後所有要求農地復健的社會壓力將會全數投射在中央層級的行政體系上。

更進一步說，當台灣的環境治理，開始轉為倚靠著「管制從嚴、刑罰從重、刑訴從速」的傳統「法治」型的行政、司法控制，這是否表示我們的國家機器已經揚棄了過去的「市場放任主義」，而走向某種「綠色國家主義」（green statism）？這種轉變，對於種種「生態民主」的主張與企圖，又有何政治、倫理的意義？

「風險社會」，不再是書院的抽象理論，而是生活的實際寫照。曾經睥睨世界的台灣資本主義文明，突然發覺自己竟是座落在破敗的山河之上；且造成這種難堪、疑懼的，不是別人，就是我們──這群不怎麼高貴的野蠻人。儘管這樣，生態意識的啟蒙，不必然就等同於生態民主的來臨。當生態團體還因「新十大建設」而激動、而在詛咒「發展主義的復辟」的興頭，猝然之間，戰場對決的主角消失無蹤。當國家機器毅然決然高舉起「綠色保護主義」的大旗，環保人士，左看殺氣騰騰的官員，右看憤怒難抑的原住民團體，面面相覷。

「要山頭，還是要水果？」

你說呢？

有許多人似乎選擇沈默，選擇置身事外。但，真得能置身事外嗎？

有人要打出通往「社群主義的生態民主」的生路，可是，災後農路復健的爭議，正揭示著：我們夢想中的地方社群，在承擔環境治理的責任上是何等的脆弱。有人要掙脫政黨政治的陰霾，開闢介入性的新「專家亞政治」，卻也還是要憂慮：才剛要站起的綠色巨人，會不會轉眼就被來自國會的地方利益侏儒群起圍攻，不支倒地？

所以，該怎麼辦，朋友？

也許該提醒這個國家機器：你與國民黨政府的差距，沒這麼大喔！一個高生態保護的政治，與一個低生態保護的政治，看似對立，卻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葉俊榮，現任研考會主委，在他關於環境行政的法理學專著中，整理國民黨時期環境治理的實況案例，而結論道：在決策上，行政決策的事實基礎、利益衡量、影響程度，以及法理基礎，均未必完全明確，使得政府機關陷於「決策於未知之中」的困境；再者，實際的行政程序上，參與決策的利益代表結構既不周全也不平衡，在利益衝突沒有程序機制處理的情形下，決策的主導就往往跳躍到政府高層，並由此做出高度政治性的決定（參見：《環境行政的正當法律程序》）。這些1997年之前出版的評論，是不是依然可以適用於今日？

在制定過程中，張景森相當低調，在多次在研討會場合中，都未表示意見，僅強調由於此案涉及利益相當多，如果一開始就與民眾進行溝通，一定會受到利益遊說，而無法完成制定，因此等到草案正式定稿之後，才會加強與相關民眾溝通。（ 草案定稿 加強與原民溝通）

這種理由，看似成理，卻埋藏著陷阱。如果為保持官僚行政的自主性，利害關係人在政策形成的階段是需要排除的，同樣的理由，其實也可以適用於政策執行的階段，適用於政府內部運作的實質與程序調控。顯然，在環保人士批評「發展主義的回歸」（the return of developmentalism）時，卻沒有看到這背後「發展型國家的回歸」（the return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曾是李國鼎等人津津樂道的自況，好像與今天的情節相去不遠。國家主義的幽靈，在政黨輪替後四年，悄然又於民進黨政府的身軀上復活。只是，上次可能還有人會說是喜劇，這次，該會被多數人看成是悲劇吧。一個立法系統壓倒行政系統的政治局勢裡，舊時代的國家主義卻仍然凌駕台北的天空，難道不會讓人困惑：民進黨四年執政的經驗、意義與反省在哪裡？

在聯合報的報導裡，一位原住民縣議員說著：他不反對國土復育，但他認為制訂政策應兼顧現實，官員應至各地與部落耆老談談、實地會勘，要做也應分階段、分區域實施。不能什麼輔導配套都沒有，一聲命令下來，就要扼殺大家的生路。我們當然不必天真地認為，這位地方政治人物道貌岸然的發言──既使他是一位原住民──就必然比行政院官員高尚或者具有道德優越性，但是，我們絕對應該責問：如果在這麼一件影響深遠且重大的政策決定上，民進黨都不能開始朝向一種「利害相關者的綠色資本主義」（stakeholder green capitalism）的道路來前進，更待何時？不受節制的高山農業與大眾旅遊，被認為是當前環境災難的源頭。確實，在環境治理的原則上，我們需要畫出一條清楚的線，以反對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但是，在社會凝聚力與共識出現赤字的情形下，以雷厲風行之姿宣稱「放棄發展，限制開發」，可行嗎？抖開層層疊疊的法律條文與政府機關的行政指導文件，民進黨可有一套長期全盤策略，從社會總體的角度來激勵綠色生產與商業行為持續成長，並節制追尋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投機型投資？

如果答案是沒有，相信「綠色矽島」的夢想可以利用威權統治時代的國家主體論來實現，可能僅僅是時代錯落的幻覺或魔術。民進黨，還想重蹈一次「核四案」後保守反撲的覆轍嗎？環保團體，還想再體驗一次夢想破滅的蒼涼嗎？在這場劇力萬鈞的「非常狀態的生態政治」戲碼中，親愛的環保同志，你的下一步是什麼？還有，別忘了那個老問題：你的改革時間表，有多長？

延伸閱讀：

國土復育要有更周延的規畫溝通始足成事
工商時報，社論，12/22/04
籌措補償徵收財源的規畫，明定在十年內政府必須移撥成立國土復育基金，經費不得少於一千億元。我們不知道真要徹底執行，這一千億或一千五百億是否足夠，但是政府對財源的規畫，是擬由每年的交通建設經費支出中撙節一百億元，湊成十年千億的財源規模。然而，這項財源顯然並非可靠，因為它並非以穩定可靠的收入為財源依據，而是以同屬支出門的經建交通經費來移撥，問題是每年政府在籌編預算時，面對僧多粥少的困局，如果能不編列的便不給經費，哪有可能有實質的移撥情事。而且時限長達十年，如果未來主政者對此有不同看法，也可能無法貫徹。

對國土復育條例的期待與建言
中國時報，社論，12/24/04
光就租地造林而言，台灣目前就有超過八萬五千公頃山地出租造林，每九年換約一次。如果政府要在租約到期後終止租約，要付出的林木補償經費粗估將高達三百億元以上。而包括地層下陷地區或土石流地區，或是高海拔的山區，其合法的農耕土地，其補償經費動輒超過百億、千億元以上，因此草案中希望籌措一千五百億元的國土復育基金，可能只是杯水車薪。......此外，該草案中強調，為了落實保護山林，執行機關並得限制大型機具、大型車及私人汽車進入管制山區內，改以適宜之運具提供接承轉乘。這一條文，說穿了是為未來纜車取得合法進入山區的護身符，但目前包括生態保育以及愛護山林的人士都質疑高山纜車是否必要，在環保、生態界都未取得共識下，是否應該完成此一條文的立法工作，恐也有待商榷。

拋開政黨 另闢環保戰場
何明修、張鐵志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12/22/04
傳統的社會運動是透過國家權力之介入來達成其目標。然而，在國家弱化的情況下，這種國家主義的路線是有檢討的必要。......在政黨輪替之後，運動取向的專家學者以及民間團體之參與機會更為提升。這使得環境人士的確更可能透過這些亞政治的制度，繞過政黨政治的場域去開闢一條嶄新的戰線。要能善用亞政治的機會，環境運動組織必得要走向專業化，至少他們得具備一些實用知識，知道如何與政府官員打交道、如何競標政府的委託案與如何在官方的會議中提出具有說服力與可行性的論證。

「The Third Way, Hong Kong Style─衝破『左』與『右』的民主困局」
新力量網絡，香港。

一場非關道德的戰爭

你我都是幫兇
陳豐偉

我們會很喜歡看農村微型產業復甦的報導，但自己卻無法掙脫於會讓這種生產模式毀掉的消費行為。最終，我們的消費行為導致都市裡殘酷的職場競爭。我們都是幫兇，但禍首是誰呢？

陳豐偉報導的一個農村微型企業的故事，讓我沈思許久。

故事我就不重述了。精彩的地方，在於又看到了一個案例，說明如果缺乏良好的民主治理機制，積極的國家政策如何可能造成始料未及的災難！雖然我還不曉得出現在這個故事裡面的政府方案究竟為何，但大概的猜測，不是屬於文建會的，就應該是屬於勞委會的（還是農委會的？唉，政府方案，多如牛毛）。無論如何，一群來自台北熱心的社區工作者，最後卻與當地的居民不歡而散，這樣的情節，確實怵目驚心。

陳豐偉寫道：「兩種工作者，一種追求效益的極大化，一種追求自我存在價值的實踐，彼此找不到妥協的空間，最後只好分道揚鑣。」對於近來政府機構所流行的「目標管理」，這可能是一個不可輕忽的警示。以數字為績效評量依據的私人部門管理技術，當轉移到公共部門時，是否具有提升生產力與創意的作用？其實，並沒有自然而然的答案。上層官員達成計畫的數字目標的壓力，當層層轉移到計畫執行層次的第一線人員身上，就變成了某種「見樹不見林」的狹隘，乃至急功好利。但這些社區工作人員有錯嗎？將手工藝製程轉化成規格化的大量生產，當然在追求短期可見效益的經濟計算下，絕對是「理性」的；但這種以規模經濟下的成本節約取勝的「經濟理性」，卻可能埋葬掉這些農村手工藝企業最重要的長遠利基──差異化的工序與產品設計。更別說，勞動過程的變化，已經引起了當地居民的抗拒（如果要採取標準化的大量生產，何不到工廠？）。

Making Sense or Making Money？要以手工藝生產作為重建個人認同身份與社區地方文化的觸媒？還是僅僅把它看成另一種方便的生計之道？可能在地方居民之間，也是有爭議的吧。然而，如果政策執行的過程，缺乏了民主審議的機制與由下而上的意見形成，政府施政就缺乏了從這些爭議中來反省現有政策死角與盲點的契機。而使人擔憂的，是高層政府官員對「目標管理」技術的偏好，可能會加劇著整個政策執行過程對民眾意見的封閉性。政府看爭取不同政策方向的民眾，是為「噪音」；而民眾看政府，則是既聾又瞎的「黑箱」。公共預算的錢花下去了，但政府不滿意（因為受到民眾抵制），民眾不滿意（因為沒有切合民眾的需求），於是不但在狹義的「經濟理性」層次的目標沒有完成，從更廣闊的角度的來看，對社會整合也是「非生產性」的。

此時，以譴責「國家暴力」或「結構暴力」之名，「弔民伐罪」的左派知識份子起義正蓄勢待發。我們也可以預期，政府將會以新的積極（active）農村政策來回應。正是在這樣的脈絡背景之下，陳豐偉所報導的這個小故事，顯然還值得我們繼續追索下去.....。不論是對執政者還是反對者，不論是對政府施政還是民間運動，我們也許都應該問一問李猛──這位中國的年輕農村口述史研究者──所問的問題：這些，是在拯救誰的利益？誰的歷史？要如同陳豐偉一般，深入地方的角度，由下而上地重新檢視、評價有關於重建農村、農業的一切命題，當然絕對不比上街頭丟雞蛋來得容易，也多半難以受到媒體喝采或注目，但卻可能更為腳踏實地，也更為持恆有力。

延伸閱讀：

尋找農村社區的生命力─農村重建的經驗思考
翁徐得

公民的驕傲 社區走自己的路
林照真

拯救誰的歷史？
李猛，《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2003年7月號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已看到，從烏托邦的天堂吹來的風暴雖然冠以進步的名義，但它實際上只是將普通人的生活變成層層疊疊的殘骸。如果我們以為僅僅揭示這一點就能夠拯救脆弱的「歷史天使」（the angel of history）的話，那麼我們就不單犯了幼稚病，更會在不知不覺中重蹈覆轍，踐踏這些普通人的生活。

遺憾的事.....

一場網路的戰爭，螞蟻雄兵才紛紛出穴，前方卻傳來了停戰協定。

如一位網友所言：「遠方的戰爭，不聞槍炮，不見槍影。我們日日呼吸，工作，沒有任何差別。」但看來，許多人都沒有將這件事情看成化外之事。熱烈的情形，反而倒像這場戰事是發生在每個人的家門前；越過頭頂的砲彈，雖不是要打在你我身上，卻使得許多人都感到憤慨了。一個意味悠遠的徵候。 They all want to do something that they feel good about.

當然，如同所有的戰事，無辜的傷亡，也是有的。

至於遺憾？遺憾的事，是自己還沒掛上google bomb，然而戰事已經告歇。

blog的在地化

（以上為宜蘭市網誌頁面，取自 rainlan's pLog）

趁今天比較閒，把自己的blog門面整修一下。原本總覺得自己的blog有些奇怪。想了想，才明白，是因為少了與其他blog的連結。畢竟是web log，沒將這種書寫工具的互動、社群性格彰顯出來，整體風格就越發向傳統的學院獨白傾斜。

weblog，至少在目前約定俗成的形式中，其實是具有高度社群互動個性的書寫技術裝置。comments 與 trackbacks 等設計，以及rss 新聞連播的發展，當然都是這種社會化面向的明顯例證。但似乎在台灣的blog文化中，這種社會化的面向還沒得到明顯的展現。反而是緣生於＜明日報＞的＜個人新聞台＞站台，作為weblog出現之前的個人日誌，卻在這方面一度顯得生氣蓬勃。

今天順便在網路上逛了幾個地方，然後才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社區化的blog書寫嘗試：宜蘭縣部落格連結。這個站台，被其站台原初工作人員之一稱為「台灣第一個鄉土網誌社群」，宣稱要提供宜蘭在地的新聞，「實踐在地人寫在地的新聞」的想法。

這個站台，也如同許多目前免費的blog hosting services，可以讓使用者申請自己的blog個人網站，參予站台內的網誌聯播，也提供個人圖檔上傳。但使它有別於別的「綜合性」免費服務站台的地方，在於它要求使用者承擔著一項特別的義務：「在自己的BLOG要有個屬於宜蘭的分類，分享紀錄發生在宜蘭身邊的大小事。」這個小小的要求，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義務，卻也使得整個站台有著讓人耳目一新的風貌，讓我們得以一窺「blog社群化」尚待開發的巨大潛能。

如果成功，這個站台也許就可以成為啟動civic journalism的動力場──這個在台灣社運取向的blog站台間曾一度流傳的「獨立媒體」夢想。「在地人寫在地的新聞」，一個簡單的構想與訴求，但是搭配著適當的資訊技術裝置，卻也可能就此改變了地方公共領域的景致與蘊涵。這樣的在地化嘗試，首先發生在地方尊榮感最強的宜蘭，當然是絲毫不會讓人意外的，，但是成果會如何？就且讓我們拭目以待罷。

延伸閱讀：

Update： 行動歷史 - 宜蘭市鄉土史地實踐社群
Mark

宜蘭市網誌上線了！
rainlan

布朗基主義：台灣版？

一位朋友在電子郵件裡提到了最近的熱點新聞，部分社運人士聲援楊儒門案的舉動。他略帶激憤地說：

楊儒門之舉頗似19世紀法國革命家布朗基的作為，令人感動；但用馬克思的批判角度，我們感念布朗基替天行道的壯舉，卻不能認同以暗殺、爆炸為手段的布朗基主義

這位友人恨鐵不成鋼的激憤，就像聲援楊儒門案的義不容辭，同樣是這個社會所不熟悉的政治情緒。

Blanqui, Louis Auguste。生於1805，過世於1881；法國十九世紀左翼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E. J. Hobsbawm在＜革命的年代＞一書，如此評價他所帶領的法國左翼政治派系：

從社會分析和理論層面來看，除肯定社會主義的必要性，肯定被剝削的雇工無產階級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以及確定中產階級（不再是上層中產階級）是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等看法之外，布朗基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貢獻很小。但從政治戰略和組織方面來看，布朗基主義可幫助傳統的兄弟會革命機構，適應無產階級的狀況，並將雅各賓革命、暴動和中央集權人民專政等傳統方式，融入工人們的事業之中。從布朗基分子（先後源於聖茹斯特、巴貝夫和布納羅蒂）那裡，近代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得以堅信，其目標是必須奪取政權，而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是布朗基分子所創造的。布朗基主義的弱點便是法國工人階級的弱點。和他們的燒炭黨先驅一樣，他們有的只是一些徒勞策劃暴動的少數精英，但因缺乏廣泛的群眾支持，因而總以失敗收場，就像1839年試圖舉行的起義。

確實，在許多古典左翼文獻的討論中，布朗基主義就是職業革命家集團的代名詞，有時，甚至是所謂「群眾路線」的對立體。某個意義上，這種政治前衛為尚、強調直接行動的政治策略，是一個奇異的政治觀點，一種反菁英主義的菁英主義。

「先鋒革命組織」，是左傾機會主義嗎？是關門主義嗎？是冒進主義？問問google大神，你很容易就可以發覺這個問題在二十世紀的左翼運動中的複雜演變。這個問題，絕不像某位學院左派所認為的，是義無反顧地只有一個正確答案──既使在左翼運動的歷史脈絡中。斥責所有的質疑者「不知輕重」的威權聲音，可以壓制異議與討論，可以支援「只要目標純潔，手段無罪」的新世代毛派，但如同一句老諺語說的：生命，自會找到它的出路。

你聽到了聲援的知識份子暗示著：縱使毀滅世界，也要讓正義實現！對這個社會而言，當有一群人呼喊：「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這個社會要怎麼面對？當純樸的農民以結構變遷的受難者的姿態走進媒體焦點，其實農民自身還是沈默者。十多年前的蔡建仁為果農問題而馳騁智意，卻不碰稻農問題；十多年後，同一位蔡建仁，為稻農問題而以其聰明謀始創機，但卻不碰經濟作物農民的問題。運動議題的相異選擇之下，是何種一以貫之的政治邏輯？是真得「反WTO」嗎？

1988年成立的台灣農民聯盟，設立至今不只十年了。

被傷害者就因此奮然站起，成了發言鏗鏘有力的社會群體嗎？

在撥開層層的代言人機制後，我們，可以找到不再臣屬的新主體嗎？

「人民自求解放」的革命的社群主義的修辭，難道只是為著要求稻米農產的國家保護？

截至目前，我都還無法確定在此事上我應該的言說角度。一個為弱勢代言的姿勢或行動，如何可以不是另一種對於社會傷痛的政治剝削？沒有現成的結論在手，但我願誠摯地邀請所有來此的朋友，一起來思考這個我一直詢問的問題。

延伸閱讀：

一個起點
豬小草

譴責東施效顰的炸彈犯
簡孟輝，自由時報，自由廣場，12/23/04

炸彈客：犯罪學？還是政治經濟學？
陳政亮，苦勞論壇，12/22/04

暴力犯罪不可鼓勵，社會正義不可離棄
聯合報，社論，12/24/04

致朱政麒 ─ 回應〈知識的傲慢 手段的潔癖？〉、〈操弄也需要物質基礎〉二文
徐文嚮，苦勞論壇，12/24/04

透過「回家」看見殺人背後的生命態度
benla

老人福利運動來了

銀髮高族峰會 將組行動聯盟爭福利

由老人福利推動聯盟主辦的2004年第五屆全國銀髮族高峰會，昨天通過「提高主管機關層級、老人財產信託、國民年金、照顧服務營利化、住宅政策、輔具政策福利」等建議，希望政府能夠採納。內政部次長李進勇再次允諾，內政部將負起最大責任，與各部會協調、研商，儘快具體且即時回應。

偶然發現這則新聞。這下才發覺莫怪乎內政部仍是行政院的第一大部會。回應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的訴求，就夠內政部忙一陣子了。

但詫異的是，為何老人福利推動聯盟會將「照顧服務營利化」列為推動議題？是支持？還是反對？

希望，這次內政部別又照單全列了──雖然這好像是內政部根深蒂固的習慣。當然，這種缺乏政策理性的「「肉桶政治」，其共犯之一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弱智媒體。一個多少人──不分老少──都關心的重大公共議題，我們的媒體卻冷淡處理。所謂偽善，是一方面責備主要政黨罔顧民生，一方面自己卻盡力從這個社會的政治爭議剝削任何可能的商業利益。

一個牽涉「銀髮經濟」的新政治，需要我們仔細、認真的對待。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的整體訴求，無疑地具有跨部會的性質；這提醒了我們：一個相對地完善的老人福利政策，不是內政部單一部會的事情。可是，也因此，顯然也就無法一蹴可及。這需要一種系統性的努力，來全盤檢視當前政府政策對老人友善的程度。也許，老人福利運動，可仿效女性運動「性別主流化」訴求的前例，結合學界，以「世代」的觀點來重新檢視所有的政府政策與預算配置。

但是，「全面性」的政策「理性化」企圖，也必須認識到其自身實踐上的陷阱。當一個社會要如何照顧其年長成員的生活的問題，變成了一個包含諸多政府部會分門別類的施政計畫，往往，活生生的老年生活經驗與需求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生命週期或短或常的、議題高度分殊化的、運用高度專業技術的公共服務專案。這，也是老年生活「問題化」在目前的政治理性之下不得不然的代價。我們的社會或能從這種「治理老年生活」的政治理性中取得更有效的政策方案，可是，我們卻不能避免此後這些政策方案本身就成為建構「老年生活經驗」的構成要素，甚而成為造成這個社會下一階段的「老年問題」的一個原因。

這也許是我們在關切老年人福利的時候，一個應該要提防的情境：一個對於「老年福利問題」過度熱誠的政府，可能反而長期以降導致「老年福利問題」不必要的複雜化與零碎化；一個過度雄心壯闊的老年福利方案，可能反而最終讓民眾對於政府就老年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有所質疑。當「老年問題」失去了某種現今我們共同體驗的倫理意義，當技術性的專家論述取代了年老公民的聲音，積極的政府施政計畫，也會弔詭地埋葬了一個社會共同來解決「如何營造一個有尊嚴的老年生活」問題的內在動力，以致於瓦解了政府有關於老年福利的公共服務政策的正當性（教改的經驗，該是這個社會不分階級族群共同的痛楚了；但這個經驗的教訓，顯然還必須等待我們足以脫離黨派鬥爭語言姿態的時候，來進行更完整的瞭解）。

內政部官員與老人福利推動聯盟，會不會意識到這些問題？也許會，也許不會。但只要這個社會仍然能維持著有活力的民主體制，我們至少可以有信心地說：這個社會自我反省的步伐，是不會停格在2004的。

舊帝國的沒落 新帝國的崛起

With U.S. Busy, China Is Romping With Neighbors
Nnew York Times，11/03/03
Cannily, China has wasted little time in capitaliz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campaign on terror to greatly expand its influence in Asia. A new team of leaders in Beijing who came to power last spring —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 have led the charge, personally traveling in the region bearing sizable investments and diplomatic warmth. In fact, some forward leaning analysts think China may already have become Asia's leading power.

For many Asians, China is cultural magne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1/18/04
China wants to be more influential here to replace America," Vanchai Sirichana, the president of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where the Sirindhorn Chinese culture center was opened early this year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Thai royal family. "China is very aggressive in terms of contributions." . Vanchai said he had proposed a balancing act to the U.S. ambassador to Thailand, Darryl Johnson. "I said, what about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in this area, because our door is open?" Vanchai said, describing a conversation when Johnson visited the campus this year. . "He just laughed - there was no answer," Vanchai said, indicating that the ambassador's reaction was one of sorrow. A diplomat on Johnson's staff confirmed the incident. He said the ambassador's hands were tied; there was no money coming from Washington.

曾經，有一位朋友在聚會中問了大家：誰從911事件獲利最大？普遍公認的是美國共和黨，但這位朋友聽完，搖了搖頭，說：「別忘了，還有中國政府。」

對照前面引述的報導，這位朋友的觀察，顯然並非沒有道理。911事件後，美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注意力，就一直擺在伊拉克問題上。布希政府，沿襲著雷根政府時代共和黨的執政策略，一方面對內施行大幅減稅，一方面又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外增加龐大的軍費支出。截至目前為止，還沒看到美國學者評估此次是否藉由增加軍事開支造成了某種「軍事凱因斯主義」的效果。就軍事開支的性質而言，雷根時代的新增軍事花費，有許多是用在新武器系統的研發上面，被日後許多學者論斷為一種沒有產業政策之名的產業政策（ Internet ──「新經濟」的技術基礎──的史前史，部分也與此處所談共和黨的政策有關）。相對而言，這次的布希政府新增的軍事支出，卻似乎是「消費」性的（當然，你可以說，驗證新武器系統的效能，在軍事的意義上，應該說是具有「生產性」的）。一向批評民主黨政府財政紀律不彰的共和黨，其實總是政府赤字的創造者，布希更不例外；當金融市場人士為是否要拋售美元資產而緊盯美國政府赤字的時候，美國政府已經缺乏財政的轉圜空間，來維繫他龐大的帝國體系。

一個過渡延伸的帝國，當然總是被史學家認為是造成帝國衰敗的主因。布希的反恐戰爭，從這個意義上，非但不能延緩美國帝國的沒落，反而是加速了這個近乎必然的歷史過程。大膽地說，眼前的美國，擔任世界超強的意圖遠超過再造「美國主導的和平秩序」的實力；當世人還忙於數落美國帝國的不是，可能我們也就容易忽略了：當前，對美國政府唯一有意義的問題，也許只剩下它要與繼起的帝國中心，形成怎樣的關係。

中國的「和平崛起論」，在這個舊帝國衰敗的歷史進程中，可謂如魚得水。在美國無暇他顧的時刻，整個東南亞，幾乎已成了中國政經勢力可隨意進出的後院。

當泰國的年輕大學生，在由中國政府捐贈給泰國當地大學的學習中心裡苦讀中文，我們身為漢族文化的成員，該有怎樣的心情？從1997到現在，沒幾年的光景，中國取代了美國，蛻化為東南亞年輕世代的進步象徵，「代表著未來」。崛起中的中國，向外擴張步伐毫不遲疑；美國在冷戰時期宣傳其文化價值的做法，一度受各國的左翼知識份子所大力批評，雖然現在依然如故，只是，這次主角換人了。在一片「中國熱」之下，北京可以輕易地在東南亞推銷新的國家形象和它的官方語言，而且，這次還沒有任何左翼知識份子會說這是「文化帝國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東南亞，幾乎是文化上的不設防區域。

但是，中國在東南亞的成績，可能至少有一半可說是美國奉送的。1997年的東亞金融風暴，美國政府的處理手法，已經讓美國在東南亞失去了民心。針對回教族群的反恐戰爭，更使它在東南亞的幾個主要回教國家的人民眼中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造。這些，都構成了中國在東南亞建立「柔性國力」──或者你堅持的話，「文化霸權」──的有利條件。

但中國政府也不僅是幸運搭上了順風。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取代了之前的日本人、台灣人，成為東南亞最大宗的旅遊人口；這些民間消費力的展現，當然為中國在東南亞的勢力擴張，奠定了初步的物質基礎。然而，更大的變化，其實還在我們不注意的地方。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也正以英文24小時全天候播出；相對地，美國之音的播出時間，由於財政拮据，卻要由19個小時縮短到14個小時。在美國因減稅措施、軍事支出而緊縮財政時，中國政府卻以擴展中的經濟為基盤，揮灑前所未有的政府支出。至少在東南亞，兩者在國際宣傳上的實力優劣，高下立判。

當然，以目前的態勢，要說東南亞是中國的屬國、附庸國，都可能引發激烈的爭議。然而，以中國為核心的「中國─東南亞」連線，確實已經對以美國為核心的日本、南韓、台灣，造成莫大的外交壓力。何時日本與南韓會成為東南亞的樣態？難以估算。只是，如果依照目前的趨勢進行下去，而沒有系統性的反趨勢出現，有一天整個東亞再次成為「中國朝貢體系」的勢力範圍，一如拉丁美洲之於美利堅合眾國，恐怕是邏輯尚無法排除的演變。

所以，會不會，五十年後，也許東亞會出現這樣的左翼文獻：

如果「反中」的情緒基礎在於整個東亞地區長期生成的「中國情結」，那其實意味著這不僅僅只是中國的問題，而是也有我們自身長期以來對於中國的認同，所以必須重新檢視中國想像在我們主體性構造內部的辯證關係，重新認識我們社會身體中的中國性，不能再次把問題外射，簡單的怪罪於中國的霸權主義，果真如此，我們又再次喪失真實面對自我主體性中「向上認同」中國現代性的契機──這也正是亞洲及第三世界去殖民運動的核心問題。（這段想像中50年後一位東亞青年左派的文字，係改編自陳光興的＜911事件後美國想像的轉化＞。不敢掠美，特此聲明。）

中國會不會「帝國化」？又會變遷出怎樣的帝國構造？這是一個歷史的未解謎題。如果這個歷史迷團將耗費我們至少再一個世紀的時間來確認其答案，我們目前能做的，也許就僅是盡力防止歷史出現最壞的局面，希望，以後的東亞歷史中，不會也不必出現我們在這裡虛構的文獻。正在這一點上，台灣抵禦中國霸權、爭取正常國際地位的政治運動，也對如何抉擇東亞未來的文明走向，產生了一個不侷限於台灣自身的普遍意義。

延伸閱讀：

Giovanni Arrighi
Rough Road to Empire: 1-45.

Teo Chu Cheow
China's Rising Role, "Soft Power" and Influence in Asia

中國文化勢力 伸入東南亞
自由時報，12/19/04
前引紐約時報報導的中文編譯

閱讀千年之前的blog

上週，到書店裡為妻子買了一本書，《枕草子》。之前妻子在一本日文小說中，看到主角引述的《枕草子》，就囑咐我到書店時要記得找找看，有沒有中譯本。

到金石堂時，恰好找到了，有中譯，而且還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周作人翻譯的，另一個則是林文月。我不懂日文，所以也就難以評鑑譯筆的信雅達了。粗略翻閱的印象，周譯較為白話；林譯較為典雅。著實難以比較。但最後，我選擇了林文月的譯本，因為，我相信，由女性來翻譯女性的著作，能比較準確傳達出女性書寫特有的風景氛圍。

書拿回家了，妻子當然是很高興，自此常常帶在身邊。上班開車途中，她在駕駛座旁邊讀著，看到有趣的地方，自己先笑完了，還會唸起一段給我聽，經常也搞得我不禁會意微笑，甚而捧腹。兩人就這樣復述著書中的句子，笑鬧到了上班的地點。就這樣幾天下來，才漸漸明白英國導演 Peter Greenaway 為何會拍《The Pillow Book》──枕邊書，也漸漸瞭解此書為何會成為諸多日本作家的靈感來源。原來我在許多當代日本創作──乃至工藝設計──中所感受的敏銳與優雅，竟然可能追溯其身世家譜到近千年以前。

至於這本書呢？作者叫清少納言。據說，這是官職的名稱。看簡介及網路資料，作者約略應該是生活於十到十一世紀的日本宮廷女官 。也據說，《枕草子》是日本最早的隨筆文學，隨意記錄下的心情與思緒，組成三百零五個長短不定的段落，有日記，有感想，有雜記，成為展現當時宮廷日本的審美意識與生活形態的文學之鏡。

晚上，繼續翻著《枕草子》，這部被推許為隨筆文學之典範嚆矢的作品，然後突然想起一位網友提及的語言問題，然後才恍然大悟：這部作品，其實就是一部書寫於1000年前的blog啊！那種把生活中的感覺與印象點點滴滴不放過的隨筆記錄，應該才是blog書寫──如果blog有一種最適文體的話──的最佳範例吧。自己上網觀看blog時，其實覺得最有趣的作品，其實多半也是屬於此類的，倒不是像我自己習慣的書寫風格。

不過，這就引發了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枕邊書，一位日本女性，1000年前在枕邊書寫下的文字。不僅書寫的文字風格是「女性的」，書寫的場景更是如此。一個命名為《The Pillow Book》的英文blog（啊，如此命名的blog其實不少──為我的聯想提供了某種事實佐證？），如此描述到這本書：The Pillow book is a traditional term, a common term for the diary kept in Japan under the pillow, often a diary of chronicling erotic events, and often illustrated. 這點，倒是中文資料裡沒看到明顯陳述的。會不會，又是一種東方主義的解讀？

統之，其實最好的blog書寫，也許就是某種陰性書寫？這個暫時的結論，諸如S與F等的女性主義者，該會點頭稱是吧。

延伸閱讀：

維基百科：枕草子

沈默的騷動：別遺忘了不安定的灰色地帶

劉進興，行政院顧問，問道：「整體投票率大幅降低，投票人數 972萬 (59%)，不但比總統選舉 1325萬 (80%)少，也比 1998立委的 1019萬 (68%) 及2001立委的 1047萬 (66%) 少很多，選民那裡去了？」（一場沒有人應該高興的選舉）

選民哪裡去了？泛藍政黨不想問，泛綠政黨不敢問。民主學校呢？好像忘了問。

有人說是因為人口外移中國，有人說是因為政治冷感。在沒有更明確的調查資料前，大家都只能臆測。然而，似乎還是有一些蛛絲馬跡可以讓我們摸索出一些端倪。星期六晚上，call-in節目裡一位南部勞工打進去的電話，我聽到了，許多朋友也聽到了。我不知道這是否就足以解釋這次諸多台灣選民的缺席，但是，至少是一個明確無誤的症候：我們這個社會，尚未達成社會團結的目標。這種政治冷漠，如果是後威權時代台灣民主的長期危機，所謂追求「台灣主體性」就可能僅是外交策士們自我指涉的空談。沒有社會團結的政治方案，沒有全民共享的經濟繁榮，如何有爭取正常國際地位的強固國內社會聯盟？又如何能抵禦以「再中國化」的easy solution來逃脫經濟停滯與社會分裂的法西斯誘惑？都市游擊式的炸彈攻擊已經來了，下次，會是什麼？

當主要政治勢力在明日的希望與昨日的記憶相互搏鬥的戰場裡成對廝殺，那些可投票卻沒有投票的選民，宛如一支沈默的艦隊，劃過戰場的邊緣，航向不明，目的地不詳，目標不確定。對既有的流行政治詮釋架構而言，這股勢力，不藍不綠，不黑不白，無法定性，宛如不安定的灰色地帶。對台灣新生的民主體制而言，這股雖沈默但卻騷動不已的力量，猶如儲存定易燃物的火藥庫，時時提醒我們：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不能克服「兩個台灣」的夢魘，就勢必也無法克服「一國兩制」的夢魘。

一些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也看到了類似的問題。段宜康說，民進黨並未清楚勾勒泛綠過半後的新國會願景，執政黨政績也未反映在選票上，選民幾乎是用選票來表達抗議。陳景峻說，黨內在選舉操作議題上，提出柔性政變、黨徽、國徽區隔、正名等議題，基本上和一般普羅大眾關切角度不同，畢竟民生議題和民眾比較貼近，而這些陳義過高的議題，反而讓民眾對政黨惡鬥心生厭惡；這是民進黨執政後出現最大的警訊，黨必須深刻探討，民眾的真正需求何在。

這是使人悲哀的事情：一個以改革為標記的政黨，卻在改革願景上交了白卷。如果民進黨繼續在中間偏左的、以社會團結推進台灣認同的的「新中間路線」上無所作為，「四大天王」的風潮或許可熱鬧一時，但2008之後，終究恐怕春夢無痕，而讓國民黨透過以「全球化」與「自由經濟」為名的「再中國化」，與以「照顧地方」、「照顧民生」、「照顧軍公教」為名的「侍從主義政治」，來建立新的保守聯盟。能遊走兩岸的個人與企業當然可能從中獲取利益，台灣整體的經濟與社會卻只會往「兩個台灣」的方向繼續沈淪。

至於國民黨呢？江丙坤在電視上說：「用經濟治國」。聽完只讓我想噴飯；陳水扁政府喊了三年「「拼經濟」，還要再來一個「財經為主的內閣」，「用經濟治國」嗎？笨蛋，這些傢伙顯然還沒有搞清楚泛藍維持平盤，而泛綠無法進取的原因。至於說江是「拯救台灣經濟的不二人選」等等云云，更是莫名其妙的政治辭令，徒然顯示說這些話的人對於台灣經濟問題性質瞭解的膚淺。一個在電視上說「只要三通，台灣的經濟問題就應該能夠解決」的人，你真得以為他能提供台灣經濟的解藥？而非毒方？對不起，江丙坤先生，台灣經濟出現產量增加而技術進步卻不能相應提升的現象，是1996年之後開始發生的事情，方其時，擔任經建會主委的正是您（參見：龔明鑫，2004）。上次國民黨無法帶領台灣的經濟向前進步，這次，國民黨又有何「仙丹妙藥」？別鬧了，江先生與連先生！國民黨所謂的「用經濟治國」，只是會繼續著「自由市場至上」的政策論調，而讓台灣承擔著經濟與社會上更大、更深的分裂。

誠如蕭新煌所觀察的：「國會選舉地方派系色彩，派系力量及影響力仍在，導致此次選舉民進黨得票無法成長。」（敗選分析／蕭新煌：地方選舉地方色彩濃　總統選票難轉化）這裡，其實才是國民黨為何要在選前丟出「過半組閣」訴求的真正原因了。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特別是在林全擔任主計長的期間，在破除「黑金政治」的理念下，對財政支出執行嚴格的管控，原本依附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已經是嗷嗷待哺了。國民黨在北部雖然有其基本盤，但要維持國會多數，卻仍然是要倚靠南部的地方型派系人物。而當選舉結果出爐，國民黨為答謝這些地方型人物護持江山的功勞，怎能不主動再提出要江丙坤先生組閣。當然，馬英九是不願意的。一個與地方舊勢力糾葛過深的國民黨，只會是他2008年的沈重負擔；一個與民進黨無法劃分執政責任的國民黨，更是他進取大位的障礙。但兩種國民黨的爭執，畢竟也只是茶壺裡的風暴。因為國民黨的內部權力結構使然，誰也離不開對方。

有人談到了泛綠政治勢力的「三大 Game Over」。從作者的邏輯，我們其實也可以很容易地推演出泛藍政治勢力的「三大 Game Over」。只是，回到我們觀察的那股「沈默的騷動」，我們不禁會想：2003年時，以「廢票運動」而意氣風發的鄭村祺，這次會如何回顧近二十年走過的來時路？老夏潮與（前）美麗島系成員的合作，是八零年代某學運地下導師一貫的夢想；這次「民主學校」實踐的結果，證明這種政治聯盟構想是一敗塗地。「一國兩制左派」，至少這次是全軍覆沒。企圖打入泛藍，成為泛藍左翼的還有林正修，但也未受青睞。當然，夏鑄九對馬英九的政治投資，並不會因此而破滅。不過，這些，足以為那些沈默的選民探索出明天的希望嗎？「救救孩子」，這種向保守的中產階級意識型態媚俗的市場民粹主義，也許欺瞞性不下於「台社」自我投射的批評對象。在我們觀察到一股沈默的聲音的時候，難道，二十多年的歷史積澱之下而進行的社運政治化企圖也 game over 了？

選民那裡去了？在沈默的庶民生活經驗與整體政治社會的走向之間，誰能搭出一條雖模糊但卻可行的通道？是繼續邀月清舞？還是要以新的願景鑄造新歷史的開端？當思想起二十世紀台灣種種風起雲落的歲月，我相信，必然會有人收到歷史所送出的「瓶中信」，雖然，沒人知道他們會是誰。

最後，關燈離開前問一下：嗨，朋友，did you get the message in the bottle?

延伸閱讀：

民進黨應重建改革論述與向上動能
中國時報社論，12/15/04
在野時期的民進黨透過長期努力，與民間力量成功建構出「本土加改革聯盟」的聯合陣線，才能逐漸吸納中間選民支持；但執政五年後的民進黨，卻只剩下與台聯爭搶票源的「本土聯盟」，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改革聯盟」這塊重要招牌不見了。


藍綠競爭的社會意義
徐永明
過去發展學派（developmental）強調學費與糧價的「雙低」政策，對於提供廉價勞動力來進行台灣資本主義的累積是有助益的；但是卻完全忽略了，整個分配的模式作為政治控制重要手段的效果，尤其有明顯的城鄉、部門與省籍的資源動員偏差，而反對運動就是在這樣的階級界線下，有了社會支持的動力，這是省籍表象之外，藍綠競爭的重要的底層意義：階級間公義的需求與平衡。至此，民進黨的持續執政必須關照到這個社會改革的面向，不是透過更多的補貼來製造更多的特權部門，而是重新界定公義原則，搗毀社會剝削與國家補貼的層層機制，這才是解放台灣社會力的開始，也才會是台灣面對中國競爭的最大依恃。


選後台灣的社會政策
劉進興
政治沒有那麼黑暗，政治議題跟社會議題也不是那麼對立。1992年選舉，民進黨提出「台灣福利國」的政見主軸， 10月25日行政院長郝柏村在立法院宣示中華民國絕不會走上所謂的「福利國家」路線。但隨著台灣的民主化，1995還是通過了全民健保法，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開始發放敬老年金。2000年政黨輪替後，通過縮短工時，2002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及職災勞工保護法，2003年開辦就業保險，2005年將開辦新的勞工退休金制度，並規劃長期照護網。過去十幾年來，台灣最大的進步的確是在政治領域，但政治開放使得問題被揭發，問題被重視，才能逐步建立社會安全網，創造了社會向上發展的可能性。


民進黨的改革契機
?升邦
作為一個執政黨，在為國事忙得暈頭轉向的政府背後，除了「黨政同步」之外，我們並未看到民進黨隨著角色的不同而作出應有的機能調整。民進黨中央黨部依然維持在野時期的組織架構，也未對於台灣社會的發展，提出任何讓人耳目一新的進步論述。


中間偏左，昇華民主
簡錫?
在統獨之外，我們需要更多中間偏左的聲音對台灣的願景提出前瞻規畫，正視新自由主義的缺陷，致力建構社會安全網的保護。


國會貪腐 台灣，全球五大
聯合新聞網，12/10/04
台灣透明組織表示，根據調查，在六成國家裡，政黨是最貪腐的部門，但台灣卻是國會貪腐最猖獗。以非常嚴重、嚴重、普通、不嚴重、非常不嚴重五種評分調查，百分之四十五台灣民眾認為國會貪腐「非常嚴重」，百分之廿二民眾覺得國會貪腐「嚴重」。

Altar Call for Buying up America?

柳傳志：給聯想員工的一封信
併購ＩＢＭ的全球個人電腦業務，使聯想成為一間全球性公司，是我們在既定的國際化戰略道路上邁出的關鍵而重要的一步。在過去的十年間，靠著全體員工的努力拼搏，我們建立了中國市場上的絕對優勢，奠定了國際化的雄厚基礎；今天，我們通過併購ＩＢＭ個人電腦業務，縮短了我們可能要花費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達到國際化目標歷程。

胡勝正：聯想併購ＩＢＭ是大陸產業進軍國際市場的第一步
胡勝正表示，大陸相當有企圖心，聯想案例只是其中之一，不少國營事業也四出蒐購原物料，如油、煤礦等，頗有八十年代日本大肆進軍美國市場，以高價陸續買下各種大型建築物、藝術品與房地產的意味。大陸相對於當時的日本而言，比較有策略性，並不僅針對奢侈品下手，而以當紅的原物料為主。

確實，這次聯想併購IBM個人電腦業務的動作，可能是一個有高度象徵性的開端。「中國終於站起來了」，是啊，這次不是靠人民戰爭，也不是靠核子潛艇，而是靠傳統的資本主義武器。

消息剛在台灣媒體出現時，呈現的是一片驚嘆之聲。在電視上看到的柳傳志，更是顧盼自雄。隔天開始，媒體的China Hyping才漸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台灣資訊界的大佬級人物，忙著四處安撫，「沒事，沒事。」

可是，與日本企業在八零年代中期進軍美國時撼動全美的氣勢相比，「Lenovo傳奇」迄今為止似乎在歐美票房有限。當時日本企業大肆購買美國資產與公司的舉止，不但震驚了美國媒體，更是由美國國會山莊帶頭，興起了一片「如何挽救美國產業競爭力」的新學術工業。媒體界的Japan bashing，直到1993年史恩康納萊主演的＜旭日東升＞，仍然未曾停歇；至於學術界，我們從Paul Krugman與Laura Tyson和Stephen Cohen關於「策略性產業─貿易政策」的激烈辯論裡，都依然可以清楚感受到為日本經濟的巨大陰影所籠罩的逼人氣氛。但這次聯想集團的大手筆併購，在美國媒體上僅僅在財經新聞裡佔到了版面。更讓聯想集團難堪的是，之後香港股市投資人紛紛出脫聯想集團的股票，看淡後勢，股價今天甚而收跌了5.83%。此外，聯想集團最為看重的、視為進入世界市場踏板的「IBM ThinkPad」品牌形象都受到了消費者質疑（IBM值多少錢？）。如此看來，美國產業觀察家的評論也不能說是過份貶抑了："This a story about a Chinese company adopting an American brand."

然而，胡勝正指出了一個容易被喜好熱鬧的媒體忽略的面向。近來諸多中國與原物料相關的國營企業，倚靠著商品進口的特權，手頭累積了大量資金後，開始「把眼光放向國際」，於世界各地大筆投資。這些動靜，雖然並不特別引人注目，卻明顯標示著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一個以資源爭奪為策略著眼點的經濟層面戰略佈署，已經進行了相當時間。從這個角度來看，「Levono傳奇」也就不足為奇了。它只不過在李斯特型（Listian）的產業保護主義下，「以投資驅動的經濟成長」的冰山一角；只要中國的國營企業（附註：Levono也不是一般的民營企業；中國政府是持有其股份的）仍然可以從國內市場賺到容易錢，中國介入世界各地所謂「大宗商品」市場的戲碼，還會繼續隆重上演下去。就像我們看不起王永慶一樣，你可能也會看不起這些外表風華的「軟腳蝦」。可是，別忘了，money talks。2003年中國的海外投資金額已超過三百億美元；在不知不覺中，內需不振的中國卻已經成為資本輸出國家。有一天，也許美國廠商會再度碰到這樣的場面：你有經濟效率？你有創新價值？手握中國市場與人民幣的中國國營企業斜眼看了你一下，緩緩問道：你要多少錢？

「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是啊，只是這回不是靠毛澤東主義的革命輸出，卻是靠歐美十九世紀的外延式資本主義。「中國站起來了」，但中國廣大的農民與勞工還趴在地上。

於是，我們不禁要問：一個低工資經濟，養育得起真正的知識經濟企業嗎？中國還能繼續靠著出口導向經濟，來讓國民所得翻兩番嗎，胡錦濤同志？

當然，反求諸己，這個問題，也該問問我們自己。

延伸閱讀：

I.B.M. Said to Put Its PC Business on the Market
New York Times，12/03/04
The retreat from the business may be the ultimate acknowledgement that the personal computer has become a staple of everyday life, a commodity product, yielding very slim profits.

IBM turns to China
USA TODAY，12/08/04
IBM serves as a microcosm for the economy. If Google is the current example of how vast fortunes can be had in a nanosecond, IBM's PC division shows how brutal life can be if a company stops innovating.

內部市場過度競爭 大陸企業被迫轉戰海外
中時電子報，12/14/04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大陸電腦業鉅子聯想公司購併ＩＢＭ個人電腦部門，只是大陸能源、消費商品及高科技公司海外併購一個最近的、比較受矚目的例子，而這些海外併購的原因，主要在於大陸內部市場的過度競爭，使一些大型企業不得不在海外另闢戰場。

電腦業的「成衣業化」？
陳信行

國際工人權益會議 中共取消
由於擔心歐美式工會在大陸崛起，原定下周一在北京召開，由「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舉辦的一項國際性爭取工人權益會議突然遭中共取消，多國勞工領袖指責中共這一做法「不合時宜」。

Calpers and SRI : What lessons can we learn?

Calpers總裁哈里根 面臨逼退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機構投資者加州公務員退休基金（Calpers）可能陷入領導危機，據媒體報導，該基金董事會準備撤換總裁哈里根（Sean Harrigan），希望這位工會領袖出身的負責人今年底就交棒。

故事的結局呢？直截了當地說：不出各界預料，西恩?哈里根(Sean Harrigan)已被解除州委會在該基金的代表職位。該委員會的多數委員已通知他，明年年初其任期屆滿後，就將選舉新的委員來取代其職位。

發生在遙遠的加州的故事，在台灣好像未曾引起太多的注意，甚至在工運圈中。然而，這個新聞，不但一度是歐美媒體注目的焦點新聞，更在從金融市場的機構投資者到學院的左翼學者等各式各樣的公共領域裡激起了眾說紛紜的激烈評論。相對來說，台灣從右翼到左翼的知識份子社群對這個新聞的冷淡，就顯得景象稍嫌突兀。

但這個故事果真與台灣無涉嗎？

今年6月30日，新通過的勞工退休金條例經總統公佈正式生效了。幾天以來，關於這個條例的經濟衝擊，在媒體掀起了巨大的波瀾。但其實，一個深水炸彈，可能還潛伏在政黨選舉爭議的表象下。工運團體人士一向批評勞退金新制是一個「集權集錢」、「圖利財團」的法案，堅持要先搞清楚這些退休基金的所有權與管理方式，不容讓政府與財團染指。這些話，說得義憤填膺，但是，可是，正義凜然的工運領袖成為公共退休基金機制的主導力量，又果然會是「社會正義」降臨人間的快樂結局？如果萬一不是我們所欲想的，又可能會發生怎樣的情形呢？

當一位工運領導者成為公共退休基金的主持者，會發生些什麼事情？哈里根在Calpers的事蹟，提供了一則絕佳案例，讓我們可以略微推測可能的演變以及其對整個社會的意義或效應。

（哈里根主持之下的Calpers發生了許多故事，如果寫成小說，絕對有機會成為憾人心弦的寫實主義佳作。受限於時間，這裡只能就一些與此地的主題相關者略述一二。）

Calpers原本即是國際金融市場上重量級的巨擘。Calpers的資產規模高達1,780億美元，不但是全美最大的退休基金，其主持人的位置更被媒體形容為歐美金融市場最具影響力的職位之一。多年來，Calpers一直是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nace）運動的主力前衛部隊，不間斷地透過其投資策略來企圖導正企業的「不當行為」，並以「唯有營運良好的企業才能替股東創造價值」的股東持有者觀點，作為其護衛退休公務員利益的基本準則。So far so good，你看到的是一個以龐大資金為後盾，將股東利益優位的理念行動化的＜財訊＞雜誌（但這樣的行動腳本，似乎已經超越跟隨「自由派」學者批評四大基金干預股市的台灣工運人士的眼界，是他們所不屑──或者未曾進入腦袋？──的東西）。

那哈里根又做了什麼呢？簡單地說，哈里根帶領Calpers，朝著「社會責任型投資」基金的方向跨了幾大步。什麼是「社會責任型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SRI）？一言以蔽，它所指涉的是一種新的經濟理性，這種經濟理性要求著金融機構的投資決策，不僅要依據對投資對象短期內財務業績的考察，而且還更要依據投資對象在社會、環境和企業倫理等方面的表現所進行的價值判斷，以此綜合分析來研判最終的投資決策；換言之，這是一種以股東身份推動企業社會責任觀念，藉助金融手段來將企業擔當(corporate accountability)予以制度化的柔性改革策略。

然而，故事也也絕非如同善惡分明的道德劇一般地單純。照這樣說來，哈里根的作為，應該會得到SRI擁護者的熱烈支持才對，又何以會寥落收場？實際上，哈里根主持之下的Calpers，有許多的作為，不但引起了金融市場圈的震撼，甚而，在支持SRI觀念的金融服務業者圈內也引發了種種非議。舉例而言，當投資規模龐大的Calpers在今年2月21日宣佈將逐步退出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股市，馬、菲、泰股市隨即應聲倒地。印馬菲泰股市在2004年開頭，原本以年平均20%的漲幅領先全球，漲勢卻因此而受阻。更重要的是，Calpers以其基金的規模與長期以來推動公司治理運動所建立的聲望，當作出如是宣布後，馬上在機構投資者間引起了跟風的打算，因為其他的美國退休基金一向以Calpers馬首是瞻。

那Calpers又為何要退出這四個市場呢？不是因為一般財務性的投資風險評估，而是因為Calpers採取了具有積極的SRI色彩的投資政策。Calpers認為，這些市場未達到它的新投資標準；這些新設的標準包括了：政治穩定、勞工條件和透明度、新聞自由度以及會計制度。有趣的是，亞洲新興市場中，臺灣和南韓被認為是符合新標準的國家（台灣的工運團體好像一直沒有注意到這個發展！？）

這種渲染著理想主義色彩的舉動，看來似乎應該得到SRI觀念支持者的滿堂彩，事實卻不然。部分推動SRI投資政策的金融服務業者，批評Calpers的screening out策略，反而削弱了SRI投資政策對東亞經濟的整體影響力；這些主張screening in策略的業者認為：Calpers應該透過它的退休基金界的世界級崇隆地位，積極地參與東亞市場，藉著active engagement(經由如參與股東會議、董事會，或者與經由高階經理人的會談等的方法），來調整東亞上市公司的內部行為，為推動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公司經營方式來發揮槓桿作用。

哈里根以exit策略──而非voice策略──來達成促進社會責任型投資的作法，不僅施行於Calpers的海外投資，更是淋漓透徹地發揮在美國本土的投資中。今年四月，Calpers表明不支持花旗董事長魏爾和投資大師巴菲特連任花旗和可口可樂兩家公司的董事，此外更計畫針對另外十家企業的董事名單投下反對票。Calpers帶領的投資人權益運動，在美國企業高階經理人弊案醜聞連環爆發的時局背景下，立即儼然對美國諸多大型企業形成龐大的改革壓力。這些以「完善公司治理」為訴求的舉動，即便看來手段激越，但作為一種shareholer activism，也許還是受到廣大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人歡迎的。然而，上帝的骰子並不永遠擲在哈里根這一邊。當哈里根直接介入調解一個Calpers持有大量股份的食品公司的勞資爭議，食品工會出身的哈里根馬上開始受到了金融市場人士普遍的質疑，甚至是抨擊。已經對Calpers極為不滿、正伺機出手的保守金融界，於是找到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大肆鼓吹哈里根「公器私用」，最後透過加州州長阿諾，逼迫其就範下台。

長話短說的故事演義到此，已經分不清眼眶裡的淚水，是欣慰？感嘆？抑或無奈？不過，悲情加州的故事，可會在台灣重演一次？想想，不太可能吧。目前，台灣的工運領袖們，心中仍然滿是對勞委會所推動的勞退新制的批評，仍然把第一要務放在摧殘民進黨勞工政策的正當性。但是，下一步何去何從？勞退新制就一定是勞工利益的殺手嗎？還是，可能在某種情事下成為增益勞工利益──以及構造一種社會團結的經濟──的武器？或許這樣說就夠了：這些問題，還沒進入這些工運先知們的清楚考量中。擔憂他們會步上哈里根的後塵，至少在眼前，似乎不比杞人憂天好多少。但我該因此而微笑呢？還是該因此而悲哀？

下次到加利福尼亞，別忘了帶一朵花；微笑的事，悲哀的事，是天地不仁，萬物芻狗。

延伸閱讀：

ASrIA
亞洲可持續發展投資協會是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非營利組織，致力在亞洲區推廣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投資(SRI)。

享受有機生活?錢與良心

藉由環境會計制度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Ideological puritan' who alienated by belligerenc
Financial Times，12/02/04

Calpers Trustee Takes Aim at Executives' Options: Graef Crystal
Bloomberg News，12/01/04

Calif. controller asks Calpers to press automakers
Reuters，11/22/04

銀髮經濟的新政治

經建會：歐盟促進高齡就業策略值得參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表示，為減緩人口老化對經濟的衝擊，歐洲聯盟國家提高延後退休補貼、及調整工作型態彈性化等作法值得參考。

賴士葆：照顧老人 應當成一個產業來做

誰來埋單？我想到可以跟民間保險公司結合，開發老年照護保單，由保險公司分攤老年照護的成本。

社會人口構造的改變，一如經濟結構的變遷，當然是社會制度的產物，但同時，也激發了之後社會制度進一步變革的需求。隨著這個社會老年人口的增加，「銀髮產業」的名稱跳上雜誌封面與報紙頭版，於是人們開始意識到一種新的經濟型態正無視於我們的輕忽而悄然誕生。以老年人口的就養與特定消費為對象，銀髮經濟正在邁開腳步。

知識經濟把知識與學習能力的有無推到了社會利益衝突的最前線，更在社會人群中以專業技能的養成構成了一種垂直的階層分化構造。那銀髮經濟呢？以退休與就業的區別，銀髮經濟也將一個社會水平地劃分出了利益分殊的世代群體。假如智慧財產權是知識經濟的核心課題；退休年金，就該是銀髮經濟的核心課題了。退休年金制度，在一個世代的內部激發了某種基於共同利益的認同凝聚，但也在不同世代間，形成了不同的特殊利益。誰來支付老年人口的退休年金？誰來承擔風險？誰的工作可以支撐這個社會有待扶養的人口？各個世代對相關的社會機制安排是不是都能接受？是不是認為恰當？逐步浮現中的世代關係，又會對這個社會的政治穩定與改革帶來何種影響？這些所謂的「退休年金資本主義」（pension fund capitalism）的問題，勢必是台灣進入二十一世紀無法迴避的重大社會議題。然而，我們也可以察覺，這些問題又同時彰顯了一個赤裸裸的事實：銀髮經濟，不只是關連到一個特定消費族群的市場關係，更由於退休基金的所有權、管理與使用等問題，而產生了新的社會角色衝突與利益團體政治。

當碰觸到時代的極限

兩週前，在一個座談會上，一位朋友回憶起早年的學運經驗，提及一些學運的事件如何讓他感覺「碰觸到了極限」。「碰觸到極限」，這個字眼立即在我心中激起了火花。所謂學運，某個意義，不就是一個社會碰觸自己的極限的方式？更廣義地說，所有帶有進步意涵的運動，無分政治性的還是社會性的，未嘗不都如是？

「碰觸到了極限。」這句話，暗示出了某種思想與存在分離──甚而對立──的境況。碰觸到了極限，不再有身心一如、世界如常的habitus所支撐的幻覺，但是，要不要真得越過眼前的深淵？所謂改革的意志，在起點，可能極其單純地，只是一種美學的感受，可是，真正堅強的改革意志，卻無法僅僅滯留於這種美學的激動中。處於極限中，引爆了雙重的困局。極限，揭露了現實的限制，也揭露了現實中所蘊含的可能，帶來了新的希望，也帶來了希望的限制。

要不要逾越極限？作為改革者，當然不會也不可能簡單地選擇擁抱status quo而放棄思想。但是，作為改革者，也無法如同道德的十字軍，憑藉一種修辭性的革命主義來為自己充填無限的道德義憤。站在思想的雲端而睥睨現實的革命道德，可能轉過身來就是拿著槍卻以聽槍聲為樂的暴力美學。

成熟改革派的標記，在最基礎的意義上，必然緣起於某種思想的自我反思，於對「思想與存在」的分離的思考，換言之，對思想的極限的思想。在遙遠的夢想與眼前的事物之間，探索當前具體情況下可實踐的最好可能。唯有如此，成熟的改革派才能避免看似牢不可破的兩難格局，不必充當悲劇性的先知或丑角化的馬前卒，也不必戴上面具來扮演市儈的宮廷弄臣或政治精算師。

由此來看，W基於所謂克勞塞維茲邏輯 (Clausewitzian logic)所做的政治批評，仍然不夠完整。政治領域的克勞塞維茲邏輯，其實並沒有排除社會領域相對的克勞塞維茲邏輯，而且，後者可能就是政治領域的克勞塞維茲邏輯的相對鏡象與必然補充。然而，當我們終於抵達這趟旅途的終點，我們距離霍布斯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究竟又有多遠？

因此，相對於W，相對於前面的反省，我更願意說的，是一種無愧無悔的馬基雅維理邏輯（Machiavellian logic without apology），一種碰觸一個時代在思想與存在上的雙重限制的邏輯。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在這個尺度上，沒有誰必然具備倫理結構上的優勢（因為「政治」與「社會」的分離，也是這個時代的限制之一）。這種倫理優越性的失落，當然會是讓許多人都不悅、憤慨的事情，但也許正因為如此，才能確保了任何改革作為一種推進民主治理的努力的可貴特質，讓所有的改革都成為營造一個倫理共同體不可遺漏的基石。

延伸閱讀：

你的改革時間表有多長
李鑑慧
12/07/04 蘋果日報

當年不惜與主流動保團體分道揚鑣的「人道聯盟」秘書長亨利梭特常提醒同志預估的改革時間表究竟有多長？十年？百年？或是「四十個世紀」？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我們心中的時間表，決定了我們從事改革所懷抱的精神與方式。他說，所謂對改革的「幻滅」，往往是「過急」的期待，而不是「期待」本身。

當有了一個blog

開始找地方設立起自己的的weblog，原本的動機其實很簡單，是怕自己在工作繁忙之下，讓手上的筆（或者該說：鍵盤！？）生鏽了。

這幾天，在忙著想一位朋友給我的考題，一邊找著以前收集的一些papers，一邊又向google大神求助，看看這兩年來歐美討論的新發展。還是老樣子，讀的資料越多，想的角度越多維面，就越以下筆了。當然，這個思索的過程是很愉快的。只是，卻因此沒有時間在weblog上隨性書寫了。上網時看看自己的weblog的流量記錄，兩天沒更新，還有朋友來。這下，才發覺，掛個weblog，果然會給自己書寫的壓力，至少，要怠惰，也不容易再找到容易打發自己的理由。

美元與人民幣的曖昧情節，要找個時間再整理一下了。時間在這個星期內吧。至於手上的考題，過幾天也應該可以有點初步的東西了。

腦袋裡還在忙著，辦公室、媒體、網路，又衝進來更多的新訊息，等待解讀，等待分類、等待歸檔，等待你決定下一步的to do lists，等待你丟入PDA的代辦事項，然後不留情地遺忘。想想，這就是金融全球化時代白領階級的生活樣版了。以分、以秒來定位的24小時交易的世界，24小時新聞的世界，讓你在休息時也無法真正放下負擔。但一切，卻又變得輕飄飄的，沒有任何意義深沈的重量。

相對來說，手上的這份考題，就顯得沈重，沈重得有點歷史。談到人的衰老，這是文學中最古老不過的題材了，但是，「退休年金」的問題，看起來古老，卻是不折不扣的現代現象。是先有了退休金，才讓「退休」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分類範疇？還是先有了「退休」的制度，然後衍生了「退休年金」的觀念？手頭上的資料，倒是沒人提起，可能二次大戰後才開始普及的觀念與制度，但今天我們對它的起源已經倍感陌生。

於是不禁想到：有一天，當我老去，weblog這種書寫型態還會存在嗎？還是會轉化成別的事物了？如果到那時跟年輕人提起weblog，給人的感覺，該像我們聽到父執輩談到黑膠唱片吧。

誰來評等信用評等機構？

颱風夜，但是標準普爾公司幾天前發佈台灣主權信用評等報告，卻在朋友組成的maillist上被熱烈討論著。

一位朋友，姑且稱為L，提及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國際熱錢──特別是避險基金──是不會按照這些國際信用 評等的指標來運作的。看這兩天的工商時報與經濟日報，你會發覺很有趣，一些 媒體報導所做的「逆向思考」，不由得想讓人驚嘆：這些報導還真是反映了台灣股市投資人 的「樂觀」與「好鬥」性格。這些報導，談的當然不是主權信用評等展望轉為負向 對企業於國際資本市場籌措資金而言會增加成本，而是按照以前的案例，每次台灣 的主權信用評等遭到調降，之後股市反而逆勢上漲！？

當然，對於其他較為「正規」的機構投資者（特別是退休基金的信託管理機構）， 這類信用評等機構所提出的報告，就構成對投資決策有軟約束力的市場信號。只是，在這個層面上，其實信用評等就多少成為一個高等財務風險控管技術所堆積起 來的笑話。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後，信用評等機構一度是眾矢之的，因 為，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沒有人對當時面臨金融風暴的國家是調降評等的。去找找財務金融研究的學刊與雜誌，可以很容易發現，許多金融專家對於信用評等機 構在金融危機之後急速調降相關國家信用評等的「事後諸葛」行為，認為反而是加 劇金融風暴的因素。

所以，信用評等機構的報告，如果不是「科學的預測」，也沒有穩定市場秩序的作用，在性質上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一個國家的金融體制在運作上的績效，為一 個不受民意與其他專家監督的機制來監控，但是，誰又能監控這些「監控者」？如果在國際上信用評等這門生意是被少數幾家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在這裡可能就很難說存在著競爭性的「信用評等市場」；這門生意，據說具備著巨大的規模經濟與高進入門檻的特性。

政府、輿論、專家、市場，如果這些沒有一個可以是國際信用評等機制的有效規範者，如果這類機制的信用一再破產卻又絲毫不影響他們的生意，這樣的制度，是個 什麼樣的怪異存在呢？在爭論信用評等機構評斷一個國家的金融體 質的判準是否有政治偏見之外，這些可能才是更值得學界與媒體一起追問的。誰來評等信用評等機制？看看我們會有什麼答案，也許倒也可以評等我們這個社會在金融民主化上面進步的程度。

戒急用忍爭議：The American style

Offshoring study funded by new bill

It would set aside $2 million to study impact of shipping work overseas on U.S. economy, work force.

美國國會日前剛通過一項預算案，將撥款美金200萬元，從事一項研究。研究的題目呢？不是生物科技，亦非燃料電池，而是：The impacts of offshoring on the economy and work fo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這項預算案的緣起，當然離不開美國朝野政黨之間，由去年開始針對廠商出走海外生產的爭議。這個爭議，考究其實質內涵，可以說是台灣「戒急用忍」爭議的美國版本。台灣的「市場派」學者與「管制派」學者，雖然也對此一問題辯論多年了，但結果呢？當然是「市場」的意識型態壓倒一切。在還沒有明確的實證依據來支持開放投資政策的正面經濟與社會效益之前，主要媒體就以庸俗的「全球化論」先蓋棺論定了；任何對開放投資主張的質疑或檢討，話還沒說完，「將經濟事務政治化」、「不尊重專業」、「意識型態治國」等的大帽子就飛來了。

但是，究竟海外生產的經濟效益與社會衝擊為何？政府與民間團體因應這些社會衝擊所要花費的代價為何？誰來支付這些代價？這些代價，相對於海外生產的經濟效益，果然值得嗎？也許我孤陋寡聞，但我迄今仍然看不出我們的學界有以堅實的、系統的、周延的經驗研究為基礎的的建言。反觀美國呢？面對他們自己的「戒急用忍」爭議，絕非選舉時分大家丟丟煙幕彈就了事了。相反地，選舉結束了，但面對問題的嚴肅努力才剛剛開始。

看看台灣，政黨人士與社運團體，要說聰明，都很聰明，卻總少了誠懇篤實的氣質與作風。選情低迷的台聯黨團，如果提出類似的主張，會不會有票房？我不確定，但至少該比現在好些。在反民營化的抗爭中與大社會日漸脫節的工運團體，如果提出這樣的要求，共鳴會不會更多一些？也許不會，但至少學者的支持該會更多一些。

主流媒體自從2000年以來，屢屢喜歡嘲笑華盛頓式的民主體制。但嘲笑之餘，我們看到了別人的優點嗎？如果沒有，原因是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