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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第三條路」，向何處去？

深夜，正在整理文件，收到了一份email，裡面有著柯林頓進入小岩城圖書館開幕談話的摘要。

讀完，不免有所感懷。有幾位朋友（以及一位官員）曾經向我問道：

什麼是你說的「社會團結的政治」？

這份摘要，提供了柯林頓的以身示法。

而台灣呢？

陳總統今年5月29日在行政院新閣座談會的致詞曾提及：

總統大選時，阿扁曾提出：「四年拼改革、八年顧幸福」。這兩句口號明白點出了 「拼經濟」的真諦。「拼經濟」不在於財富的累積，而在於生活品質的改善，必須 兼顧物質與人文內涵的提升，並要為社會整體的繁榮創造公平的機會。「拼經濟」 不能讓窮爸爸與富爸爸之間的差距愈拉愈大，同時也要為「小如」和「阿宏」這些 弱勢的孩子們，提供成長與發展的保障。

「富裕中的貧窮」是我們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其中牽涉：城鄉發展失衡、人 口結構老化、少數族群社經條件不平等、乃至於傳統家庭價值式微等複雜的因素， 絕對不是只靠一兩個部會，甚至光靠政府的力量就能完全解決。阿扁相信我們擁有 足夠的資源，提供每一位國民適當的發展條件，讓我們發揮集體的力量，在追求經 濟繁榮的過程中，也積極實現我們對社會公義的堅持與信仰。

同樣的精神，也反映在了游院長今年6月1日在立法院的口頭施政報告：

儘管我們已經從過去的困境中走出來，台灣未來的前景令人振奮。不過我們也隱隱 發現，在光明的道路上仍潛藏著挑戰，有待我們去克服：

第一、面對全球化的離心力量，如何以在地化的關懷，強化社會的向心力？儘管面 對全球競爭，我們已經採取了內外兼顧的策略，一方面加強各項基礎建設與環境改 造工程，另一方面大力投資研發創新，促進經濟轉型、強化國家競爭力。雖然這樣 的策略回應了全球化所帶來的外部挑戰，卻同時帶來了國家內部「贏者圈」與「輸 者圈」的社會階層利益矛盾、就業以及貧富差距拉大等社會問題。

第二、面對威權瓦解後的失序，如何重建多元共存的和諧？儘管台灣已經是一個真 正的民主國家，但卻在舊秩序瓦解與新秩序建立的過程當中，損害了社會連結的力 量。現在，我們亟需凝聚台灣社會集體認同的最大公約數，重建和諧與團結。

第三、面對人口結構的變遷，如何維持新興社會的穩定？富裕國家普遍所面臨的高 齡化問題，在台灣已經開始顯現，我們必需儘速回應高齡化社會所帶來的各個層面 的課題，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夠在一個安全穩定無後顧之憂的環境之下，共同為台灣 的未來打拼！

當時，他甚且指出：

當前台灣最迫切的危機並不在外部而在內部，是內聚力弱化所造成的信賴和信心的 危機，唯有團結台灣，將兩千三百萬同胞凝結為一個新的國家共同體，我們才有力 量回應外部與對岸的挑戰，讓台灣永續生存下去。

時序即將進入新的一年，這些談話裡所蘊含的「社會團結的政治」，會繼續以怎樣的面貌展開？還是，會被丟到文件夾裡然後遺忘？而我的朋友與同儕，又會以怎樣的方 式，來回應前引談話裡所提到的新時代台灣的挑戰？

重讀一次柯林頓的講稿，飲一杯紅酒，在書桌前，我繼續在思考著，台灣的「第三條路」，會走向何處？該走向何處......

延伸閱讀：

進步運動之必要
張鐵志
2004.11.29　 中國時報

台灣像美國還是烏克蘭？
郭崇倫
2004.11.30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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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Democrats Online]

Idea of the Week: Progressive Ideas for "Conservative Issues"

The dedication of the Clinton Presidential Library in Little Rock was a poignant reminder of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America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seemed to work, despite enormous partisanship and a rapidly changing set of national challenges.

The presence on the platform of two Republican and two Democratic presidents provided a much-needed moment of unity and comity. As Clinton said, "I'm a little red and a little blue." But for Democrats in particular, the Clinton legacy that the event commemorated -- and the new library has recorded -- should provide fresh inspiration for how we navigate a complex future.

In his remarks yesterday, President Clinton took special note of the unique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which his presidency marked: "This library tells the story of Americ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of a dramatically different time in the way we worked and lived.

"We moved out of the Cold War into an age of interdependence, with new possibilities and new dangers.

"We moved out of an industrial economy into an information-age economy.

"We moved out of a period when we were obsessed with overcoming the legacy of slavery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frican-Americans to a point where we were challenged to deal with an explosion of diversity of people from all races and ethnic groups and religi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had to chang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to deal with that...."

"When I became president, the world was a new and very different place. And I thought about how we ought to confront it. "America has two great dominant strands of political thought -- we're represented up here on this stage -- conservatism, which, at its very best, draws lines that should not be crossed; and progressivism, which, at its very best, breaks down barriers that are no longer needed or should never have been enacted in the first place.

"It seemed to me that in 1992 we needed to do both to prepare America for the 21st century: to be more conservative in things like erasing the deficit and paying down the debt and preventing crime and punishing criminals and protecting and supporting families, and enforcing things like child support laws and reforming the military.

"And we needed to be more progressive in creating good jobs, reducing poverty,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education, opening the doors of college to all, increasing access to health care, investing mor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building new alliances with our former adversaries, and working for peace across the world and peace in America across all the lines that divide us."

"When I proposed to do both, we said that all of them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great American values of opportunity, responsibility and community. We labeled the approach 'New Democrat.' It then became known as the 'third way,' as it was embraced by progressive parties across the world."

This is a familiar story, but Clinton's recitation of it is a reminder of the central political and policy challenge facing his heirs today. In a polarized country with a gridlocked government, Democrats must again find progressive ways to address "conservative issues" with progressive proposals, just as Clinton found progressive ways to fight crime, reform welfare, reinvent government, restore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modernize the U.S. military. His record showed this approach could work politically, and more importantly, could make life better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despite a partisan environment just as toxic as today's.

We're proud that the DLC and PPI helped to develop many of the ideas put into practice by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we continue to believe it's an example worth commemorating, and then emulating in the years ahead.

Read the full press release:
"Transcript: Former President Clinton Speaks at Library Dedic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8, 2004

台灣社運工作者的國家主義心態

台灣前線：原住民族開始儲蓄了？

■杜憶如 （社運工作者）

向來被邊緣化的原住民族，似乎只有在抗議的時候，才有露臉的機會......最近倒是偶然發現一則篇幅不怎麼大，卻屬於比較「正面」的報導，但是，仔細檢視，卻更像是糖衣毒藥...... 這樣的報導，原本要灌輸的假象是「原住民族不再那麼弱勢了，只要辛勤工作，還是有出頭天的時候」；但若深入比較就會發現，這些所謂的高存款僅侷限於一村一地，不進行全面普查，結果都是唬人的。但是，如果有人要反駁說，只要有部份原住民族過得相對好一點，其實也還不賴啊！但是何謂高儲蓄率、何謂高存款？就是原住民在高聲喊著「原民自治」的同時，再次被市場規馴、被意識形態殖民的同時，更是這個社會人人都充滿了不被保障恐懼感的表現！人民繳稅給國家，其實就是一種儲蓄兼投資的工作，讓政府推行社會福利、國民教育、公共建設等，是什麼樣的國家讓人民不知道納稅的作用為何？是什麼樣的社會讓人以為「自力救助」才是值得嘉勉的？

看到這樣的評論，使人哭笑不得。悲哀的是，這樣的評論，在某個社運圈圈一直反覆再生產著。

合作社運動一直是歐洲社會主義政治與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支流，儲蓄合作社也一直被認為是對治漫無節制的金融資本主義的有效制度選項。在我眼中，時報那篇關於原住民儲蓄合作社的報導，即使不算鳳毛麟角，至少該是一位年輕記者的認真表現與人文情懷；何時，這種在主流媒體一向邊緣的題材，也成為意識型態機器了？但是，什麼理由支持著作者進行此種無限上綱的政治指控？看得到的理由，不多。說得快一點，大概就是一種不經反省的國家主義偏執。除了經由國家進行分配政策的政策路徑，其他都是意識型態的。

但是，矯正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弊病，一項存在著許多非市場但也非國家的制度選項；由國家提供服務，不過是可能模式之一；這個選項，重要而且不應該被忽視，但卻不是在任何政策議題都適用的，更不必然是最好的。相對來說，合作社在本質上是一種非市場性的微型融資機制，怎麼也成了市場規訓？儲蓄合作社，當然不可能──，也不需要──是個萬靈丹；他無法全盤解決這位作者所提出的原住民弱勢問題，但卻絕對有潛能成為一種empower原住民部落的制度工具。以「國家」之名而反對這樣的制度，有必要嗎？為何有必要？又對誰有必要？

女性運動與國家

在網路上讀到一篇蕭美琴的文章：
《我看女性影展》　共赴一場華麗約會

少見到蕭美琴對女性議題發言，至少印象中，這次是第一次。不過，可惜的是，讀來有點公關文章的感覺。

但文章中引述了行政院副院長葉菊蘭的話，卻是有趣：

政治不一定能改變女性，但是女性權力的促進卻一定要透過政治。

這兩天，為了準備參加一場座談會，正反芻著一些以前所寫關於社運與政治的關係的文件。暮然看到葉橘蘭的這句話，不免會心一笑。這句話，機智而精簡地傳達出了社運與國家的曖昧關係。

在性別不平等的社會構造前，必須清楚地認識「政治不一定能改變女性」；女性運動的目標，不能侷限於政治，也不應該把焦點放到政治上。但是，女性運動也不能遺忘政治，乃至貶抑政治，因為，國家機器的性質，仍然可能對性別平等的改革路徑，造成決定性的影響。

當碰觸到時代的極限

兩週前，在一個座談會上，一位朋友回憶起早年的學運經驗，提及一些學運的事件如何讓他感覺「碰觸到了極限」。「碰觸到極限」，這個字眼立即在我心中激起了火花。所謂學運，某個意義，不就是一個社會碰觸自己的極限的方式？更廣義地說，所有帶有進步意涵的運動，無分政治性的還是社會性的，未嘗不都如是？

「碰觸到了極限。」這句話，暗示出了某種思想與存在分離──甚而對立──的境況。碰觸到了極限，不再有身心一如、世界如常的habitus所支撐的幻覺，但是，要不要真得越過眼前的深淵？所謂改革的意志，在起點，可能極其單純地，只是一種美學的感受，可是，真正堅強的改革意志，卻無法僅僅滯留於這種美學的激動中。處於極限中，引爆了雙重的困局。極限，揭露了現實的限制，也揭露了現實中所蘊含的可能，帶來了新的希望，也帶來了希望的限制。

要不要逾越極限？作為改革者，當然不會也不可能簡單地選擇擁抱status quo而放棄思想。但是，作為改革者，也無法如同道德的十字軍，憑藉一種修辭性的革命主義來為自己充填無限的道德義憤。站在思想的雲端而睥睨現實的革命道德，可能轉過身來就是拿著槍卻以聽槍聲為樂的暴力美學。

成熟改革派的標記，在最基礎的意義上，必然緣起於某種思想的自我反思，於對「思想與存在」的分離的思考，換言之，對思想的極限的思想。在遙遠的夢想與眼前的事物之間，探索當前具體情況下可實踐的最好可能。唯有如此，成熟的改革派才能避免看似牢不可破的兩難格局，不必充當悲劇性的先知或丑角化的馬前卒，也不必戴上面具來扮演市儈的宮廷弄臣或政治精算師。

由此來看，W基於所謂克勞塞維茲邏輯 (Clausewitzian logic)所做的政治批評，仍然不夠完整。政治領域的克勞塞維茲邏輯，其實並沒有排除社會領域相對的克勞塞維茲邏輯，而且，後者可能就是政治領域的克勞塞維茲邏輯的相對鏡象與必然補充。然而，當我們終於抵達這趟旅途的終點，我們距離霍布斯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究竟又有多遠？

因此，相對於W，相對於前面的反省，我更願意說的，是一種無愧無悔的馬基雅維理邏輯（Machiavellian logic without apology），一種碰觸一個時代在思想與存在上的雙重限制的邏輯。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在這個尺度上，沒有誰必然具備倫理結構上的優勢（因為「政治」與「社會」的分離，也是這個時代的限制之一）。這種倫理優越性的失落，當然會是讓許多人都不悅、憤慨的事情，但也許正因為如此，才能確保了任何改革作為一種推進民主治理的努力的可貴特質，讓所有的改革都成為營造一個倫理共同體不可遺漏的基石。

延伸閱讀：

你的改革時間表有多長
李鑑慧
12/07/04 蘋果日報

當年不惜與主流動保團體分道揚鑣的「人道聯盟」秘書長亨利梭特常提醒同志預估的改革時間表究竟有多長？十年？百年？或是「四十個世紀」？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我們心中的時間表，決定了我們從事改革所懷抱的精神與方式。他說，所謂對改革的「幻滅」，往往是「過急」的期待，而不是「期待」本身。

閱讀千年之前的blog

上週，到書店裡為妻子買了一本書，《枕草子》。之前妻子在一本日文小說中，看到主角引述的《枕草子》，就囑咐我到書店時要記得找找看，有沒有中譯本。

到金石堂時，恰好找到了，有中譯，而且還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周作人翻譯的，另一個則是林文月。我不懂日文，所以也就難以評鑑譯筆的信雅達了。粗略翻閱的印象，周譯較為白話；林譯較為典雅。著實難以比較。但最後，我選擇了林文月的譯本，因為，我相信，由女性來翻譯女性的著作，能比較準確傳達出女性書寫特有的風景氛圍。

書拿回家了，妻子當然是很高興，自此常常帶在身邊。上班開車途中，她在駕駛座旁邊讀著，看到有趣的地方，自己先笑完了，還會唸起一段給我聽，經常也搞得我不禁會意微笑，甚而捧腹。兩人就這樣復述著書中的句子，笑鬧到了上班的地點。就這樣幾天下來，才漸漸明白英國導演 Peter Greenaway 為何會拍《The Pillow Book》──枕邊書，也漸漸瞭解此書為何會成為諸多日本作家的靈感來源。原來我在許多當代日本創作──乃至工藝設計──中所感受的敏銳與優雅，竟然可能追溯其身世家譜到近千年以前。

至於這本書呢？作者叫清少納言。據說，這是官職的名稱。看簡介及網路資料，作者約略應該是生活於十到十一世紀的日本宮廷女官 。也據說，《枕草子》是日本最早的隨筆文學，隨意記錄下的心情與思緒，組成三百零五個長短不定的段落，有日記，有感想，有雜記，成為展現當時宮廷日本的審美意識與生活形態的文學之鏡。

晚上，繼續翻著《枕草子》，這部被推許為隨筆文學之典範嚆矢的作品，然後突然想起一位網友提及的語言問題，然後才恍然大悟：這部作品，其實就是一部書寫於1000年前的blog啊！那種把生活中的感覺與印象點點滴滴不放過的隨筆記錄，應該才是blog書寫──如果blog有一種最適文體的話──的最佳範例吧。自己上網觀看blog時，其實覺得最有趣的作品，其實多半也是屬於此類的，倒不是像我自己習慣的書寫風格。

不過，這就引發了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枕邊書，一位日本女性，1000年前在枕邊書寫下的文字。不僅書寫的文字風格是「女性的」，書寫的場景更是如此。一個命名為《The Pillow Book》的英文blog（啊，如此命名的blog其實不少──為我的聯想提供了某種事實佐證？），如此描述到這本書：The Pillow book is a traditional term, a common term for the diary kept in Japan under the pillow, often a diary of chronicling erotic events, and often illustrated. 這點，倒是中文資料裡沒看到明顯陳述的。會不會，又是一種東方主義的解讀？

統之，其實最好的blog書寫，也許就是某種陰性書寫？這個暫時的結論，諸如S與F等的女性主義者，該會點頭稱是吧。

延伸閱讀：

維基百科：枕草子

一場非關道德的戰爭

你我都是幫兇
陳豐偉

我們會很喜歡看農村微型產業復甦的報導，但自己卻無法掙脫於會讓這種生產模式毀掉的消費行為。最終，我們的消費行為導致都市裡殘酷的職場競爭。我們都是幫兇，但禍首是誰呢？

陳豐偉報導的一個農村微型企業的故事，讓我沈思許久。

故事我就不重述了。精彩的地方，在於又看到了一個案例，說明如果缺乏良好的民主治理機制，積極的國家政策如何可能造成始料未及的災難！雖然我還不曉得出現在這個故事裡面的政府方案究竟為何，但大概的猜測，不是屬於文建會的，就應該是屬於勞委會的（還是農委會的？唉，政府方案，多如牛毛）。無論如何，一群來自台北熱心的社區工作者，最後卻與當地的居民不歡而散，這樣的情節，確實怵目驚心。

陳豐偉寫道：「兩種工作者，一種追求效益的極大化，一種追求自我存在價值的實踐，彼此找不到妥協的空間，最後只好分道揚鑣。」對於近來政府機構所流行的「目標管理」，這可能是一個不可輕忽的警示。以數字為績效評量依據的私人部門管理技術，當轉移到公共部門時，是否具有提升生產力與創意的作用？其實，並沒有自然而然的答案。上層官員達成計畫的數字目標的壓力，當層層轉移到計畫執行層次的第一線人員身上，就變成了某種「見樹不見林」的狹隘，乃至急功好利。但這些社區工作人員有錯嗎？將手工藝製程轉化成規格化的大量生產，當然在追求短期可見效益的經濟計算下，絕對是「理性」的；但這種以規模經濟下的成本節約取勝的「經濟理性」，卻可能埋葬掉這些農村手工藝企業最重要的長遠利基──差異化的工序與產品設計。更別說，勞動過程的變化，已經引起了當地居民的抗拒（如果要採取標準化的大量生產，何不到工廠？）。

Making Sense or Making Money？要以手工藝生產作為重建個人認同身份與社區地方文化的觸媒？還是僅僅把它看成另一種方便的生計之道？可能在地方居民之間，也是有爭議的吧。然而，如果政策執行的過程，缺乏了民主審議的機制與由下而上的意見形成，政府施政就缺乏了從這些爭議中來反省現有政策死角與盲點的契機。而使人擔憂的，是高層政府官員對「目標管理」技術的偏好，可能會加劇著整個政策執行過程對民眾意見的封閉性。政府看爭取不同政策方向的民眾，是為「噪音」；而民眾看政府，則是既聾又瞎的「黑箱」。公共預算的錢花下去了，但政府不滿意（因為受到民眾抵制），民眾不滿意（因為沒有切合民眾的需求），於是不但在狹義的「經濟理性」層次的目標沒有完成，從更廣闊的角度的來看，對社會整合也是「非生產性」的。

此時，以譴責「國家暴力」或「結構暴力」之名，「弔民伐罪」的左派知識份子起義正蓄勢待發。我們也可以預期，政府將會以新的積極（active）農村政策來回應。正是在這樣的脈絡背景之下，陳豐偉所報導的這個小故事，顯然還值得我們繼續追索下去.....。不論是對執政者還是反對者，不論是對政府施政還是民間運動，我們也許都應該問一問李猛──這位中國的年輕農村口述史研究者──所問的問題：這些，是在拯救誰的利益？誰的歷史？要如同陳豐偉一般，深入地方的角度，由下而上地重新檢視、評價有關於重建農村、農業的一切命題，當然絕對不比上街頭丟雞蛋來得容易，也多半難以受到媒體喝采或注目，但卻可能更為腳踏實地，也更為持恆有力。

延伸閱讀：

尋找農村社區的生命力─農村重建的經驗思考
翁徐得

公民的驕傲 社區走自己的路
林照真

拯救誰的歷史？
李猛，《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2003年7月號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已看到，從烏托邦的天堂吹來的風暴雖然冠以進步的名義，但它實際上只是將普通人的生活變成層層疊疊的殘骸。如果我們以為僅僅揭示這一點就能夠拯救脆弱的「歷史天使」（the angel of history）的話，那麼我們就不單犯了幼稚病，更會在不知不覺中重蹈覆轍，踐踏這些普通人的生活。

Revolution in our time?

反叛的時代》尋找馬克思
張鐵志

如今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細緻的經驗分析和根植於現實的批判想像，而不是從馬列的頭像中祈求從中看到人類的光明未來。

曾經，因為遠方有革命，
使我們不必一一檢視流入生命中的格言或咒語。

而今，有人把革命投射向遙遠的靠山，
或從未到來的最終反抗，
有人卻無由耽溺於奢華的幻覺。

在這個分裂的島嶼，
於是我們仍要繼續詢問：
什麼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
還有，
在意識型態的幫派械鬥中，可會找到答案？

在新文明初啟前，
誰能承受亢奮與焦躁的煎熬，
從一整個世代的共同痛楚與反省，
鍛鍊出不偏食的正義感？

答案，也許在她或他的手中。

假如鄭成功沒有攻下台灣

Brad DeLong，柏克萊大學的經濟史教授，在新近的一篇文章（Scenarios for Alternative Histories）裡，猜想著如果當年是英國贊助哥倫布從事新大陸的發現之旅，之後的歷史會如何？

他的推論是：也許拉丁美洲會富庶且民主，而墨西哥與秘魯的白銀，將會腐化英國──而非西班牙──的政經體制。

（Brad的猜測，當然啟人疑竇：在腐化的英國的統治下，拉丁美洲的命運，可會不同？）

歷史的偶然，造成偶然的歷史。也因此，其實，每一個被說出、被接受的歷史敘述，都可能壓抑著未被實現或尚未發覺的「另類歷史」。

回到台灣，哪一個歷史的偶然對台灣有著最深遠的影響？

我的猜想，該是鄭成功擊潰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建立了延平王國。

假如鄭成功沒有攻下台灣，今日的台灣會是什麼樣子？

可能，即便面對中國東方沿海的海權勢力，西方海權勢力仍會保有一席之地。更重要地，沒有延平王國以台灣為「復興基地」，清帝國就不會將台灣收納入政治版圖內。如此一來，台灣成為一個漢人主導社會的可能性，就降低了（也許，平埔族還不至於滅族）。

但台灣會不會更像今天的印尼？或馬來西亞？或新加坡？無論如何，台灣的多元族群狀態該會更明晰，所承繼的「殖民遺產」──不論好壞──也可能更厚重。

晏山農在《前進福爾摩沙：十七世紀大航海年代的台灣》的導讀中提及：

十七世紀中葉，歐洲最具「新興民族」特色的荷蘭，終於與中國最具海上活動能力的鄭氏軍事集團在福爾摩沙交鋒。暫且撇開成敗不談，其中結構的必然（雙方都熟諳海戰的種種，更了解福爾摩沙在這區域的重要地位，攻守是在極理性的基礎上進行），與新興力量所具有的投機、冒險、浪漫舉動，使得福爾摩沙已趨近世界體系範疇。固然鄭成功的復台有著極重要意涵──漢人終成為島嶼的主導勢力，但它的開放、海洋性格也就此形塑完成，惜乎，直到今日這樣的海洋性格與世界的互動還是常被人輕忽、扭曲。

然而，如果未曾經歷延平王國、清帝國的統治，不曉得今日的台灣，在經濟、社會、文化上，又會呈現出怎樣不同的海洋性格？又會與世界有怎樣不同的互動樣貌？

這些「回到過去」的猜測，無不存在著許多扣人心弦的想像空間。可能，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台灣該不會有當前紛擾不休的統獨爭議，卻將以我們所未知的姿態，獨自繼續在這個世界體系裡，航向不寧靜的陌生海域。

這也許是科幻歷史小說的好題材：一個沒有被鄭成功征服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