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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急用忍爭議：The American style

Offshoring study funded by new bill

It would set aside $2 million to study impact of shipping work overseas on U.S. economy, work force.

美國國會日前剛通過一項預算案，將撥款美金200萬元，從事一項研究。研究的題目呢？不是生物科技，亦非燃料電池，而是：The impacts of offshoring on the economy and work fo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這項預算案的緣起，當然離不開美國朝野政黨之間，由去年開始針對廠商出走海外生產的爭議。這個爭議，考究其實質內涵，可以說是台灣「戒急用忍」爭議的美國版本。台灣的「市場派」學者與「管制派」學者，雖然也對此一問題辯論多年了，但結果呢？當然是「市場」的意識型態壓倒一切。在還沒有明確的實證依據來支持開放投資政策的正面經濟與社會效益之前，主要媒體就以庸俗的「全球化論」先蓋棺論定了；任何對開放投資主張的質疑或檢討，話還沒說完，「將經濟事務政治化」、「不尊重專業」、「意識型態治國」等的大帽子就飛來了。

但是，究竟海外生產的經濟效益與社會衝擊為何？政府與民間團體因應這些社會衝擊所要花費的代價為何？誰來支付這些代價？這些代價，相對於海外生產的經濟效益，果然值得嗎？也許我孤陋寡聞，但我迄今仍然看不出我們的學界有以堅實的、系統的、周延的經驗研究為基礎的的建言。反觀美國呢？面對他們自己的「戒急用忍」爭議，絕非選舉時分大家丟丟煙幕彈就了事了。相反地，選舉結束了，但面對問題的嚴肅努力才剛剛開始。

看看台灣，政黨人士與社運團體，要說聰明，都很聰明，卻總少了誠懇篤實的氣質與作風。選情低迷的台聯黨團，如果提出類似的主張，會不會有票房？我不確定，但至少該比現在好些。在反民營化的抗爭中與大社會日漸脫節的工運團體，如果提出這樣的要求，共鳴會不會更多一些？也許不會，但至少學者的支持該會更多一些。

主流媒體自從2000年以來，屢屢喜歡嘲笑華盛頓式的民主體制。但嘲笑之餘，我們看到了別人的優點嗎？如果沒有，原因是為什麼？

誰來評等信用評等機構？

颱風夜，但是標準普爾公司幾天前發佈台灣主權信用評等報告，卻在朋友組成的maillist上被熱烈討論著。

一位朋友，姑且稱為L，提及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國際熱錢──特別是避險基金──是不會按照這些國際信用 評等的指標來運作的。看這兩天的工商時報與經濟日報，你會發覺很有趣，一些 媒體報導所做的「逆向思考」，不由得想讓人驚嘆：這些報導還真是反映了台灣股市投資人 的「樂觀」與「好鬥」性格。這些報導，談的當然不是主權信用評等展望轉為負向 對企業於國際資本市場籌措資金而言會增加成本，而是按照以前的案例，每次台灣 的主權信用評等遭到調降，之後股市反而逆勢上漲！？

當然，對於其他較為「正規」的機構投資者（特別是退休基金的信託管理機構）， 這類信用評等機構所提出的報告，就構成對投資決策有軟約束力的市場信號。只是，在這個層面上，其實信用評等就多少成為一個高等財務風險控管技術所堆積起 來的笑話。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後，信用評等機構一度是眾矢之的，因 為，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沒有人對當時面臨金融風暴的國家是調降評等的。去找找財務金融研究的學刊與雜誌，可以很容易發現，許多金融專家對於信用評等機 構在金融危機之後急速調降相關國家信用評等的「事後諸葛」行為，認為反而是加 劇金融風暴的因素。

所以，信用評等機構的報告，如果不是「科學的預測」，也沒有穩定市場秩序的作用，在性質上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一個國家的金融體制在運作上的績效，為一 個不受民意與其他專家監督的機制來監控，但是，誰又能監控這些「監控者」？如果在國際上信用評等這門生意是被少數幾家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在這裡可能就很難說存在著競爭性的「信用評等市場」；這門生意，據說具備著巨大的規模經濟與高進入門檻的特性。

政府、輿論、專家、市場，如果這些沒有一個可以是國際信用評等機制的有效規範者，如果這類機制的信用一再破產卻又絲毫不影響他們的生意，這樣的制度，是個 什麼樣的怪異存在呢？在爭論信用評等機構評斷一個國家的金融體 質的判準是否有政治偏見之外，這些可能才是更值得學界與媒體一起追問的。誰來評等信用評等機制？看看我們會有什麼答案，也許倒也可以評等我們這個社會在金融民主化上面進步的程度。

Calpers and SRI : What lessons can we learn?

Calpers總裁哈里根 面臨逼退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機構投資者加州公務員退休基金（Calpers）可能陷入領導危機，據媒體報導，該基金董事會準備撤換總裁哈里根（Sean Harrigan），希望這位工會領袖出身的負責人今年底就交棒。

故事的結局呢？直截了當地說：不出各界預料，西恩?哈里根(Sean Harrigan)已被解除州委會在該基金的代表職位。該委員會的多數委員已通知他，明年年初其任期屆滿後，就將選舉新的委員來取代其職位。

發生在遙遠的加州的故事，在台灣好像未曾引起太多的注意，甚至在工運圈中。然而，這個新聞，不但一度是歐美媒體注目的焦點新聞，更在從金融市場的機構投資者到學院的左翼學者等各式各樣的公共領域裡激起了眾說紛紜的激烈評論。相對來說，台灣從右翼到左翼的知識份子社群對這個新聞的冷淡，就顯得景象稍嫌突兀。

但這個故事果真與台灣無涉嗎？

今年6月30日，新通過的勞工退休金條例經總統公佈正式生效了。幾天以來，關於這個條例的經濟衝擊，在媒體掀起了巨大的波瀾。但其實，一個深水炸彈，可能還潛伏在政黨選舉爭議的表象下。工運團體人士一向批評勞退金新制是一個「集權集錢」、「圖利財團」的法案，堅持要先搞清楚這些退休基金的所有權與管理方式，不容讓政府與財團染指。這些話，說得義憤填膺，但是，可是，正義凜然的工運領袖成為公共退休基金機制的主導力量，又果然會是「社會正義」降臨人間的快樂結局？如果萬一不是我們所欲想的，又可能會發生怎樣的情形呢？

當一位工運領導者成為公共退休基金的主持者，會發生些什麼事情？哈里根在Calpers的事蹟，提供了一則絕佳案例，讓我們可以略微推測可能的演變以及其對整個社會的意義或效應。

（哈里根主持之下的Calpers發生了許多故事，如果寫成小說，絕對有機會成為憾人心弦的寫實主義佳作。受限於時間，這裡只能就一些與此地的主題相關者略述一二。）

Calpers原本即是國際金融市場上重量級的巨擘。Calpers的資產規模高達1,780億美元，不但是全美最大的退休基金，其主持人的位置更被媒體形容為歐美金融市場最具影響力的職位之一。多年來，Calpers一直是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nace）運動的主力前衛部隊，不間斷地透過其投資策略來企圖導正企業的「不當行為」，並以「唯有營運良好的企業才能替股東創造價值」的股東持有者觀點，作為其護衛退休公務員利益的基本準則。So far so good，你看到的是一個以龐大資金為後盾，將股東利益優位的理念行動化的＜財訊＞雜誌（但這樣的行動腳本，似乎已經超越跟隨「自由派」學者批評四大基金干預股市的台灣工運人士的眼界，是他們所不屑──或者未曾進入腦袋？──的東西）。

那哈里根又做了什麼呢？簡單地說，哈里根帶領Calpers，朝著「社會責任型投資」基金的方向跨了幾大步。什麼是「社會責任型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SRI）？一言以蔽，它所指涉的是一種新的經濟理性，這種經濟理性要求著金融機構的投資決策，不僅要依據對投資對象短期內財務業績的考察，而且還更要依據投資對象在社會、環境和企業倫理等方面的表現所進行的價值判斷，以此綜合分析來研判最終的投資決策；換言之，這是一種以股東身份推動企業社會責任觀念，藉助金融手段來將企業擔當(corporate accountability)予以制度化的柔性改革策略。

然而，故事也也絕非如同善惡分明的道德劇一般地單純。照這樣說來，哈里根的作為，應該會得到SRI擁護者的熱烈支持才對，又何以會寥落收場？實際上，哈里根主持之下的Calpers，有許多的作為，不但引起了金融市場圈的震撼，甚而，在支持SRI觀念的金融服務業者圈內也引發了種種非議。舉例而言，當投資規模龐大的Calpers在今年2月21日宣佈將逐步退出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股市，馬、菲、泰股市隨即應聲倒地。印馬菲泰股市在2004年開頭，原本以年平均20%的漲幅領先全球，漲勢卻因此而受阻。更重要的是，Calpers以其基金的規模與長期以來推動公司治理運動所建立的聲望，當作出如是宣布後，馬上在機構投資者間引起了跟風的打算，因為其他的美國退休基金一向以Calpers馬首是瞻。

那Calpers又為何要退出這四個市場呢？不是因為一般財務性的投資風險評估，而是因為Calpers採取了具有積極的SRI色彩的投資政策。Calpers認為，這些市場未達到它的新投資標準；這些新設的標準包括了：政治穩定、勞工條件和透明度、新聞自由度以及會計制度。有趣的是，亞洲新興市場中，臺灣和南韓被認為是符合新標準的國家（台灣的工運團體好像一直沒有注意到這個發展！？）

這種渲染著理想主義色彩的舉動，看來似乎應該得到SRI觀念支持者的滿堂彩，事實卻不然。部分推動SRI投資政策的金融服務業者，批評Calpers的screening out策略，反而削弱了SRI投資政策對東亞經濟的整體影響力；這些主張screening in策略的業者認為：Calpers應該透過它的退休基金界的世界級崇隆地位，積極地參與東亞市場，藉著active engagement(經由如參與股東會議、董事會，或者與經由高階經理人的會談等的方法），來調整東亞上市公司的內部行為，為推動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公司經營方式來發揮槓桿作用。

哈里根以exit策略──而非voice策略──來達成促進社會責任型投資的作法，不僅施行於Calpers的海外投資，更是淋漓透徹地發揮在美國本土的投資中。今年四月，Calpers表明不支持花旗董事長魏爾和投資大師巴菲特連任花旗和可口可樂兩家公司的董事，此外更計畫針對另外十家企業的董事名單投下反對票。Calpers帶領的投資人權益運動，在美國企業高階經理人弊案醜聞連環爆發的時局背景下，立即儼然對美國諸多大型企業形成龐大的改革壓力。這些以「完善公司治理」為訴求的舉動，即便看來手段激越，但作為一種shareholer activism，也許還是受到廣大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人歡迎的。然而，上帝的骰子並不永遠擲在哈里根這一邊。當哈里根直接介入調解一個Calpers持有大量股份的食品公司的勞資爭議，食品工會出身的哈里根馬上開始受到了金融市場人士普遍的質疑，甚至是抨擊。已經對Calpers極為不滿、正伺機出手的保守金融界，於是找到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大肆鼓吹哈里根「公器私用」，最後透過加州州長阿諾，逼迫其就範下台。

長話短說的故事演義到此，已經分不清眼眶裡的淚水，是欣慰？感嘆？抑或無奈？不過，悲情加州的故事，可會在台灣重演一次？想想，不太可能吧。目前，台灣的工運領袖們，心中仍然滿是對勞委會所推動的勞退新制的批評，仍然把第一要務放在摧殘民進黨勞工政策的正當性。但是，下一步何去何從？勞退新制就一定是勞工利益的殺手嗎？還是，可能在某種情事下成為增益勞工利益──以及構造一種社會團結的經濟──的武器？或許這樣說就夠了：這些問題，還沒進入這些工運先知們的清楚考量中。擔憂他們會步上哈里根的後塵，至少在眼前，似乎不比杞人憂天好多少。但我該因此而微笑呢？還是該因此而悲哀？

下次到加利福尼亞，別忘了帶一朵花；微笑的事，悲哀的事，是天地不仁，萬物芻狗。

延伸閱讀：

ASrIA
亞洲可持續發展投資協會是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非營利組織，致力在亞洲區推廣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投資(SRI)。

享受有機生活?錢與良心

藉由環境會計制度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Ideological puritan' who alienated by belligerenc
Financial Times，12/02/04

Calpers Trustee Takes Aim at Executives' Options: Graef Crystal
Bloomberg News，12/01/04

Calif. controller asks Calpers to press automakers
Reuters，11/22/04

老人福利運動來了

銀髮高族峰會 將組行動聯盟爭福利

由老人福利推動聯盟主辦的2004年第五屆全國銀髮族高峰會，昨天通過「提高主管機關層級、老人財產信託、國民年金、照顧服務營利化、住宅政策、輔具政策福利」等建議，希望政府能夠採納。內政部次長李進勇再次允諾，內政部將負起最大責任，與各部會協調、研商，儘快具體且即時回應。

偶然發現這則新聞。這下才發覺莫怪乎內政部仍是行政院的第一大部會。回應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的訴求，就夠內政部忙一陣子了。

但詫異的是，為何老人福利推動聯盟會將「照顧服務營利化」列為推動議題？是支持？還是反對？

希望，這次內政部別又照單全列了──雖然這好像是內政部根深蒂固的習慣。當然，這種缺乏政策理性的「「肉桶政治」，其共犯之一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弱智媒體。一個多少人──不分老少──都關心的重大公共議題，我們的媒體卻冷淡處理。所謂偽善，是一方面責備主要政黨罔顧民生，一方面自己卻盡力從這個社會的政治爭議剝削任何可能的商業利益。

一個牽涉「銀髮經濟」的新政治，需要我們仔細、認真的對待。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的整體訴求，無疑地具有跨部會的性質；這提醒了我們：一個相對地完善的老人福利政策，不是內政部單一部會的事情。可是，也因此，顯然也就無法一蹴可及。這需要一種系統性的努力，來全盤檢視當前政府政策對老人友善的程度。也許，老人福利運動，可仿效女性運動「性別主流化」訴求的前例，結合學界，以「世代」的觀點來重新檢視所有的政府政策與預算配置。

但是，「全面性」的政策「理性化」企圖，也必須認識到其自身實踐上的陷阱。當一個社會要如何照顧其年長成員的生活的問題，變成了一個包含諸多政府部會分門別類的施政計畫，往往，活生生的老年生活經驗與需求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生命週期或短或常的、議題高度分殊化的、運用高度專業技術的公共服務專案。這，也是老年生活「問題化」在目前的政治理性之下不得不然的代價。我們的社會或能從這種「治理老年生活」的政治理性中取得更有效的政策方案，可是，我們卻不能避免此後這些政策方案本身就成為建構「老年生活經驗」的構成要素，甚而成為造成這個社會下一階段的「老年問題」的一個原因。

這也許是我們在關切老年人福利的時候，一個應該要提防的情境：一個對於「老年福利問題」過度熱誠的政府，可能反而長期以降導致「老年福利問題」不必要的複雜化與零碎化；一個過度雄心壯闊的老年福利方案，可能反而最終讓民眾對於政府就老年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有所質疑。當「老年問題」失去了某種現今我們共同體驗的倫理意義，當技術性的專家論述取代了年老公民的聲音，積極的政府施政計畫，也會弔詭地埋葬了一個社會共同來解決「如何營造一個有尊嚴的老年生活」問題的內在動力，以致於瓦解了政府有關於老年福利的公共服務政策的正當性（教改的經驗，該是這個社會不分階級族群共同的痛楚了；但這個經驗的教訓，顯然還必須等待我們足以脫離黨派鬥爭語言姿態的時候，來進行更完整的瞭解）。

內政部官員與老人福利推動聯盟，會不會意識到這些問題？也許會，也許不會。但只要這個社會仍然能維持著有活力的民主體制，我們至少可以有信心地說：這個社會自我反省的步伐，是不會停格在2004的。

台灣十大農業問題是？

等到了晚上，上網閱讀新聞，終於找到了等待中的社運團體對台灣農業問題的診斷。

按照中央社的報導，社運團體列舉的十大農業問題是：
一，農民所得不及外勞；
二，看天吃飯農產價格常受天然環境影響；
三，農民辛苦種的農產品賣不出去；
四，農民搶種搶收；
五，轉型措施徒勞無功；
六，農村子弟升學困難；
七，農村人口老化，農村子弟被迫離鄉背井；
八，農業價值被看輕；
九，綠色資本沒計算；
十，台灣加入WTO國外稻米進口影響農民生計。

看完，坦白說，很失望。如果是聲援的學生以及年輕朋友所草擬，還情有可原，如果是原本領頭的那些社運老鳥，這，未免.......

綠色資本的概念有點意思，但為何不就提出綠色GDP？講農民所得不及外勞，外勞團體該是會要抗議的；既然已經言及於此，何不提出「基本所得」（basic income）？

希望能看到更完整的說明。如果有朋友知道網路上何處可尋得完整的文件，也請惠知。

老人家，嘮嘮叨叨。不多說了，就這樣子吧，算是留作一個記錄。

權力的「人道」？人道的「權力」？

（圖片來源：日本產業技術總和研究所）

南亞強震海嘯 冷血！普吉島遊客微笑與罹難者屍體合照
ETToday，01/04/05

看到這則新聞，才明白：災難觀光客，原來不是台灣的特產，也並非什麼「醜陋的台灣人」所獨有。這種行為，當然是會使得大部分人義憤填膺的，但人道主義的批判，卻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災難觀光」的成因為何？確切意涵是什麼？

一個參考點，也許是inertia最近的一篇文字。inertia從「景觀化」的角度，在＜真的，觀看他人之痛苦 ? 南亞大海嘯之圖片＞伊文，暗示了一種對觀光業作為經濟發展策略近乎全面的批判。從他的角度來說：「南亞的熱帶天堂乃是帝國地理學的延續版本」；換言之，衍生地說，「災難觀光」，也不過就是西方帝國主義者的「東方主義凝視」在特殊脈絡下的一個表現。如同nairobi在讀後感中所言：「赤道熱帶海灘被觀光消費化的過程，仍然是被剝削者買單。」（海嘯災難後的雜感）這種對「觀光業」的反省，將整個東南亞的災後重建，導引向了一個新方向。這種反省，對台灣的我們，當然是不陌生的。關於「要單純按舊觀復建？還是藉此邁向新發展方向？」的爭議，我們在九二一災後重建的政策辯論中，其實已經預演過，只不過，這次是以近乎六十倍的規模重演一次。

然則，也從台灣九二一之後的經驗，我們可以隱隱警覺到一種難以抹去的質疑：從「帝國地理學」、「東方主義的凝視」等「宏觀論述」所進行的古典左翼批判，是否準確地掌握住了「災難觀光」現象的心理動力與細緻場景？

回到台灣的脈絡，台灣人對台灣人的「災難觀光」，顯然不能簡單套用一個「西方欺凌東方」的一般架構來予以適切說明。「災難觀光」，在某個意義下集中凸顯了「觀光業」的發展中所可能隱涵的社會權力關係。可是，古典左翼的批判，是否窮盡了這些權力關係的可能樣貌？是否如實地掌握了當代「觀光業」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在此，相對於以「帝國地理學」的再生產為著眼點的分析視野，我們要問：是「觀光客的凝視」，本身就蘊含一種不對稱但又高度不穩定的權力遊戲？還是「觀光者的凝視」，真得是「帝國地理學」所構造出的某種不可言詮的深沈主體性──某種結構性的西方人原罪？如果答案是後者，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幾乎很難想像一種「非剝削性的大眾觀光業」（mass tourism）。

然而，事情果然如此簡單嗎？大眾觀光必然是剝削性的？進一步說，分眾性的觀光業，就能避免「剝削」的命運？如果答案皆是否定，古典左翼批判所要訴說的替代發展策略，又是什麼？在一個古巴也企圖推動觀光的時代，我們可能簡單地將時鐘倒轉，回歸到某種「自給自足」的社群經濟嗎？

極有可能，大規模的災難，向所有批判的人道主義者，提出了一個難題。我們如何可能有一種更貼近於「人性」或光明或幽微的慾念、更敏感於地方文化特質與複雜權力關係的透視觀點？缺乏了這種透視觀點，不但我們對於種種剝削「災難奇觀」的行為的檢視有可能會失去準頭，我們對於災後重建的設想，也可能不自覺地透露著某種曖昧的「革命的人道主義暴力」。

如此看來，在投向「如何進行災後重建」的議題的同時，我們可能也該一起坐下來想一想：是不是，我們也需要進行一場認識論的倫理重建？milankun已經預見了，從國際關係政治的邏輯，「人道救援」將會成為政治權力的霸權征戰的最前線。在未來的幾個月，幾乎可以確定，相關於東南亞重建方案的議題，將會成為全球知識份子高度關切與激烈辯論的爭論熱點；也幾乎可以確定，爭論，將不會僅止於重建的效率等等的「技術問題」，而會涉及之前隱而未發的、關於人類文明的變革前景的種種基本辯論。

東南亞地震與海嘯，不僅在海洋造成裂痕，在陸地留下廢墟，更在這個全球化了的「風險社會」，向全球的學院與公共知識份子，投出了一顆強力震撼彈。

朋友，你準備好迎接下一波砲擊了嗎？

延伸閱讀：

消費他人痛苦
莊紀婷
蘋果日報，01/01/05

打了折扣的愛心
宋燕輝
中國時報，民意論壇，01/03/05
過於強調捐款的政治理由或動機，而未就人道關懷與災情慘重的必要性多加闡述，有可能讓人（尤其是南亞接受捐贈國）聯想這是有條件的捐贈，進而使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的愛心被打了一個折扣。

救援的政治角力
沈琦
中國時報，民意論壇，01/03/05
這次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國際救災，在官僚體制的笨重運作之下，究竟多少錢能在官方消費摳扣之餘，實際運用於災民身上，根本無從得知。英美的積極運作，也許寄望扳回侵略伊拉克的負面形象，日本也許為角逐常任理事國的寶座鋪路，也許鑒於救災總金額潛在的利潤回扣，理想背後，仍有陰影。

關於南亞地震與海嘯的初步想法
milankun
即將進駐的,會是以救難,援助與重建為名的新的文明力量.各國的救難隊與創傷撫平團體來到這裡,進行初步的回覆工作之後,接下來的重建,龐大的政治經濟利益,必然將成為各國競相爭奪的場域.......同時,各種科學,海象與生態調查的船隻也會競相往這裡開拔. 其背後,蘊含著多少政治經濟角力的因素呢?

綠色產業被海嘯吞沒
郭宏治
《新新聞》周報，930期。
據ＷＴＴＣ預測，二○○五至二○一四這十年間，全球觀光產業平均年成長率達四．五％，對ＧＤＰ直接貢獻為三．八％，若加上帶動的相關產業，則占全球ＧＤＰ的一○．四％。全球觀光產業雇用人員達七千七百萬人，若加上其他相關產業的就業人數則達兩億一千四百萬人，占整體就業人數的八．一％。

梅子的滋味
郭笑芸
災民與災民之間，災民與遊客間不僅形成一個動機複雜的生產消費行動，同時透過每天如服務業般的『扮演勞動』，南港災民自身也在不斷述說中拉開自身與災難的間的距離。
等待震災紀念公園進行的一年時間裡，村民之間早已在利益競爭、政治角力的二次地震中，消耗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連結，在各地都大談重建之餘，此地早已人心渙散。一直到2002年，政府花了三億多徹底徵收了所有的崩塌地，才平息村內惶惶不安的心情。

健保的國內差別待遇主義？

朋友轉寄來了一封電子郵件，信件中，如此陳述著：

一個過去20年從來沒回來過台灣的華僑,
只要坐個飛機回來,
提出不在國內的證明,
繳一個月的健保保費,
就可以開一次上百萬元的刀.

有個單親母親要工作又要獨立撫養3個小孩,
她沒有多餘的能力參加健保......
如果到時候小孩要看病,
她就得從健保開辦的第一個月算起,
繳齊所有的保費.

我記得健保的原意是照顧弱勢團體,
同樣是我國人民,
為什麼人不在台灣可以不繳,
在台灣就非繳不可?
華僑當然是屬於經濟能力較好的族群,
為什麼健保會跟原意反其道而行?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待遇?

健保局自己決定這個不給付那個也不給付,
反而是我們出錢的人沒有一點點選擇的權利.......

這位朋友轉寄的電子郵件，文字中，當然是帶著高度憤怒的。我在網路上查了一陣子，看不到明顯的規定或例證。然而，類次的案例，在一些朋友的閒談中，卻不時以不同的樣貌重複演出。如果這種情事是真實存在著的，我想這位朋友的憤怒，就有幾分可以成立的理由了。

如果確實存在著這樣的情事，健保局能不能說明清楚，為何會有這種「國內差別待遇主義」？一個具備「社會團結」意涵的全民健保制度，卻對弱勢者就醫無法給予有效的協助，對許多老老實實繳稅的受薪中產階級而言，一股「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緒正在逐步醞釀中。健保局可別小看了這種潛伏的憤怒；也許，有一天，這會是讓我們的中產階級不再支持全民健保制度的一個重要原因。

附記：
關於協助弱勢者及時取得適當醫療服務，是該放到健保政策中，還是應該放進福利政策中，學者間似乎也存在著不同意見。但無論如何，行政院作為一個整體，對於此一問題，應該有超越部會本位主義的全盤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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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楊銘欽認為照顧眾人而被少數人佔便宜 是無法避免的
蕃薯藤 Janet's News，01/15/05。

殺了兩個醫師之後

我對健保與醫療服務的問題，所知實在不多。原不想再談這些問題了。但是，某些道德化的媒體言論，確實讓我感到不安。

問題的癥結，許多人其實已經點出。我也不需說太多了。只是整理一下一些我所見所聞的文字，作為一個記錄。

小醫師成箭靶 制度檢討在哪？
鄭心媚
中國時報，01/17/05
馬市府將所有的問題都歸咎在一個可憐的總醫師身上，可能太沉重，這名醫師值班時不在醫院，看診時既沒探視病人，也沒看ｘ光片，確實該檢討，但市民更關心的是制度面的問題，市立醫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醫療品質？市府應該在這個時候一併檢討，不要將問題簡化到小醫師的醫德問題，而是整個市醫出了什麼問題，不要再犧牲市民健康了。

「殺」 了兩個醫師 然後呢？
張?文
中時晚報，01/17/05
所有問題歸諸道德，對應該負起責任的單位卻是最簡單的。把幾個出問題的人「說臭」，讓他們擔罪名，好似問題就有了交代。但邱小妹事件，大眾看得很清楚，有問題的當然不只這幾個醫生。

受虐女童／仁愛一片低氣壓　馬英九勉勵：外界勿模糊焦點
ETToday
台北市長馬英九昨（17）日上午，在醫師晨會前慰勉醫護人員表示，目前社會輿論集中在林致男等醫師的不實陳述和不實記載病例方面，但本案真正關鍵是第一時間邱姓女童究竟應不應該轉院和醫院有無病床等問題，外界不應模糊焦點，市府對仁愛醫護人員的信心也不會有一絲絲動搖。同時除了醫療制度設計外，本案中的邱父和家暴制度也應一併檢討，才能對社會有所交代。

民粹殺人
Roach
今天繼續看報紙，發現主流媒體正在找代罪羔羊，而這種訴諸醫師沒有醫德的作法，也正好可以發洩人民對醫師及醫療系統的怨恨。今天邱小妹妹被當人球，當然是醫療系統的問題，無庸置疑。但今天醫界卻要把責任都歸給一位總住院醫師，迎合民眾揪出兇手的情緒，很可能會造成民粹殺人。

醫師不是都是黑傑克
TSUBASA
(想聽一聽基層、中層醫界人員的想法，這裡有許多的留言。）

正義的大眾？
豬小草
扣人沒有醫德的大帽子很容易，因為那很容易讓我們覺得心安，並且讓我們免於檢討真正複雜與困難的問題。尤其是免於檢討我們自己其實正是支撐這不正義制度的一塊石頭。

2004年的十大不良企業

Image: Dance with Destiny by Carol Houghton

一份美國刊物《Multinational Monitor》最近刊出了Russell Mokhiber與Robert Weissman所撰寫的一篇文章：「2004年的十大不良企業」（The Ten Worst Corporations of 2004）。這其中，可口可樂與Wal-Mart都赫然榜上有名。

如果要問：台灣2004年的十大不良企業為何？博達、太電都應該是列名前頭的。根據投資人保護中心的說法，目前博達案共有近九千人登記求償，求償總金額超過三十五億元；至於太電案，由於掏空規模高達一七一億元，股東人數又達三十三萬五千人之譜，預估求償人數將在萬人以上（世紀掏空案 求償人數恐破萬）。

從1998年底的所謂「土本型金融風暴」開始，公開上市企業成為私人金庫的不當行為，一直受到媒體譴責，然而卻始終如同隔靴搔癢；金融學界也一直主張台灣應該推動權益受損投資人的集體訴訟，可也總是只聞樓梯響。現在，投資人保護中心終於動起來了。據說，投資人保護中心不但要代替投資人向太電的經理人、董監事求償，還可能要求簽証的會計師和承銷商負民事和行政責任（太電案　投保中心將代投資人求償）。

這些保護投資人權益的法律行動，雖然在媒體上佔不了多少版面，但對於台灣經濟秩序的健全，所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卻絕對不容忽視。

話雖如此，不過我還是好奇，如果問大家：哪些是台灣的十大不良企業，答案會是什麼？

聽聞法國撤銷每週35工時

每周35工時 法修法拉長
中國時報，0324/05

一九九八年執政的社會黨勞工部長奧柏利夫人為解決長久以來的失業率問題，以社會共同分享工作的理念提出卅五小時工作方案，將卅九個工作時縮短為卅五小時，造成企業要雇用更多的勞工，來補足工時縮短後的工作量，而為了補貼企業可能因此增加的成本，政府不僅補助企業，還給企業更多彈性安排勞工的管理。社會黨從雇用廿人以上的企業開始推動此項改革，逐步擴大到所有企業和政府機構。

但是二○○○年開始實行的這項左派擴大就業的創舉，其成效禁不起長期的考驗，尤其是在服務業；卅五工時越來越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浪漫理念」。右派上台後就開始檢討其成效和影響，當時的勞工部長費雍就指出，縮短工時的做法是法國經濟萎靡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

聽聞這項新聞，仍是有些意外。

由job sharing理念所支持的縮減工時措施，至此宣告終結了？這樣的結論，也許還是太快。

但無論如何，法國經驗，該是好好研究的。好好研究，超脫政治性的批評，看看從這個經驗，台灣可以學到什麼。

不要只是說右派執政必然如何如何的陳言，也不要重複著社會黨當初沒有站穩階級立場的托派教條。左翼犯了怎樣的錯誤？這是個可以好好實事求是考察的議題。

這樣的想法，當然，泰半還是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