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14 August, 2004
Saturday, 21 August, 2004
Taiwan Lily is Dead! Long Live Taiwan Lily!
野百合已死！野百合萬歲！
Turning points. We all like to hear about those. Points
on a graph.
Sudden conversions. Historical swings. Some kind of
dramatic structure.
But a life doesn't unfold that way it moves
in loops by switchbacks loosely strung
around the swelling of one hillside toward another
one island toward another
A child's knowing, a child's forgetting, remain childish
till you meet them mirrored and echoing somewhere else
Don't ask me when I learned love
Don't ask me when I learned fear
Ask about the size of rooms, how many lived in them
what else the rooms contained
what whispers of the histories of skin
--- Adrienne Rich, Dark Fields of the Republic
幾位學生，以「重現野百合」之名，進駐了為憑弔「君父的城邦」興築的聖堂。於是，一個幽靈，野百合的幽靈，再度浮現台灣的天空，遊蕩、探訪這個它或仍熟悉或已陌生的國度。
如 何看待「重現」的「野百合」，乃至「野百合」的「重現」？是學舌(mimicry) 與嘲仿(parody)？是挪用「人民記憶」與「民主想像的感情結構」的「批判性轉化」？還是複製「政治正確」的符碼以吸引媒體消費的權宜戰術？一度詮釋 和二度詮釋，教條詮釋和解構詮釋，百花齊放於大眾、小眾的媒體，折射出這個新興社會十四年間的有所變與有所不變。不變的，是當年蟄伏在「人民民主廣場」的 左右、獨統之爭。但，已然改變的是什麼？追尋「槍擊真相」的學生，在電視鏡頭前悲憤地撕毀一度象徵忠誠與認同的文件，追究「流產政變真相」的聲音，卻依然 漂流在主流媒體之外。在要求、主張「槍擊真相」與「流產政變真相」的抗衡之外，誰（或者，什麼事物？）能說出一個「不分藍綠、只要黑白」的答案？
厭 煩於種種「人言可畏」的假設與修辭，八日深夜，離開朋友的聚會後，懷抱學運期間堅持的田野調查精神，我獨自來到事件的現場。寒夜裡，廣場雨斜風高，人群稀 疏，一幅淒清景象。與以前的運動場景類似，民眾語氣激昂地交談，有鄉音濃重的國語，也有道地的河洛話。至於便衣情治人員，當然還是有的，只是不像以前必須 遮掩低調，反而大方地拿著無線講機在四周走動，有的還對著旁邊的民眾笑說要報情資上去；只是不曉得，回報的情資與過去有何差別？走近三三兩兩的人群，看到 一位別著「糾察」臂章的中年男子，高聲吆喝著：「搞政變就對了嘛！」旁邊隱約有人附合：「那天五十萬人，只要衝進去，他還能怎麼樣？」我望向靜坐區前的布 條，卻看到「堅持社會正義、保護民主價值」的黑底白字標語。「政變」與「保護民主價值」，是如何發生關係且互補的呢？自許左派的工運人士鄭村祺也在電視裡 表明，群眾應該要衝總統府。「左派」運動家與「右派」民眾，兩者可有同樣的民主想像？我沒有明確的答案，只能確認：「驅逐竊匪」、「再造黨國」以「再現藍 天」的政治想像，與拒絕「資產階級民主」的古典左派政治觀點，彼此是可能相容無礙的。
但現場學生所要預約的未來圖像，又是什麼呢？在現場 問了問，終究沒找到學生的傳單─這個八零年代社運的必備品；想想，是沒必要了，畢竟不是戒嚴的年代，人人都從大眾媒體知道了學生的訴求─雖然，不曉得這些 「知道」有多少比例是刻板印象的投射與拼湊。轉了幾圈，旁邊的「民主牆」，有人寫上「暗殺林佳龍！」等字句，把歷史的脈絡放進括弧中，激情的字眼酷似基本 教義「革命組織」的翻版。可是，把眼光從這些奪人耳目的角落挪開，更多的，是類似「為台灣的民主加油！」等樸素市民主義的表述。隔著糾察線，學生們圍坐靜 坐區裡，中間一個年輕的女孩，撩撥吉他輕唱著英文歌曲，間或對學生說著幾段話。沒有戾氣，沒有悲情，放開周遭的塵囂，你所看到的，僅是一般學生社團營隊裡 談心時刻的真誠溫馨。當年我為何要冒著被退學的風險從事學運？難道不正是期待著有一天，我們的學生，能夠無所拘束地公開討論公共議題，不必畏懼教官、警總 與調查局監視的眼光？
這些學生秉持著什麼樣的動機來到此地？我無從知道，也不想探究；因為，我不認為任何崇高或猥瑣的「動機論」，就足以 構成否定學生行動正當性的理由；因為，我相信，不論出於何種動機來到現場，只要能放下貢高我慢，認真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她人的共鳴與反對、社會的祝福與 議論，一個人必然會在民主生活的真實體驗中，開始將抽象的民主理念轉化為血肉的生命信念。這個於弔詭場景中生成的「民主深化」，雖可能超乎多數上一代學運 參與者當年對台灣民主化過程的預期，卻絕不應受到蔑視。仔細思索，我必須說：就在當現場一位年輕女孩對暴力的邀約說「不！」的時候，一個雖微弱但卻自主的 學運聲音，已然誕生！
望著牆上唯一的學生海報，鄭麗文是對的，學生的「訴求」是明確的，但同樣明顯的，這些「訴求」並不能豁免於徐永明等 基於「政黨政治的尾巴主義」的質疑。確實，即便作為政黨政治的尾巴，也並不必然就否定了主張這些「訴求」的學生作為學運主體的可能；但是，一旦將這些「訴 求」放回台灣具體的社會變遷脈絡，又究竟意涵著怎樣的歷史視域？是經由表面上訴諸民主的作為，來復原非常狀態下的黨國體制？還是，以這些「訴求」為中介， 一向受中國國族主義與黨國思想薰陶的所謂「正藍」社群，能透過親身的民主體驗，拒絕時代錯置的「再造黨國」召喚，孕育出一個內容仍待眾人齊心打造的「藍 色」民主想像？這樣的「藍色」民主想像，又如何能與「綠色」的民主想像，乃至「紫色」的、「紅色的」民主想像，在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基本憲政架構內共容共生？迄今為止，在歷史、社會走向上的曖昧不明，恐怕才是導致諸多觀察者認為「訴求空洞、論述薄弱」的根本原 因。
台灣，不論從前和現在，也許正如愛爾蘭人用以自嘲的諺語所描述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從未發生，預料不到的事卻經常出現。」第三次總統 民選，在民粹演說家的煽情演出下，引領著黨國體制的幽靈出場，然後，又意外地喚醒了野百合的幽靈。只是，幾個星期下來的激情，顯然可讓我們確定：台灣全體 的公民，不分政治認同，已經以彼此相異的作為，共同證明了台灣不可能再走回那個「君父的城邦」！歷史的弔詭，也許莫過如是：以黨國思想為構成要素、以「安 全、秩序」為治理論述核心的「中華民國」，在二零零四年，被它所最鍾愛的子民，終結於台北街頭的暴力抗爭。
於是，似乎我們可以說：是的， 野百合已經死了！不是由於個別所謂往日「學運明星」丟出建構「問題學生」的新保守自由主義論述，也不是因為少數「左派」學者、運動家編派「背叛、出賣的故 事」來保持「左派」純淨性的「公審野百合」論述，而是在於：以撤除黨國體制為結盟公約數、左右學運團體攜手推動的野百合學運，終於在二零零四年，完成了它 最後的目標。面對這個已成歷史的案例，我還能說些什麼呢？是的，野百合已死！野百合萬歲！
至於仍要面向未來課題的我們，就請放下各自正面或負面的執念，讓這個略顯疲態的幽靈，如其所如地安息吧。但也別忘了：以「民主、團結」為終極價值的「野百合精神」，仍然迴盪於天地之間……
2004/04/10 初稿
2004/04/16 定稿
附記：
僅以此文，對解嚴前後所有獻身學運的夥伴，不論歷史是否曾公平地記錄下您的努力，不論我是否知道您的名字，獻上個人最誠摯的敬意。
Thursday, 25 November, 2004
人口老化或少子化＝亡國滅種？真得嗎？
主席內政部次長簡太郎感嘆，政府再不鼓勵生育是會「亡國滅種」，預估到民 國140年，我國老年人比率到達39%，滿街都是白髮蒼蒼的老人，國家奄奄一息。
一場內政部的「鼓勵生育公聽會」，帶出了許多實質議題。先稍微整理如下：
| 範疇 | 問題 | 對政府鼓勵措施的要求 |
| 同居生子、不婚生子、同性戀收養 | ？ | ？ |
| 錯過生育年齡者 | 人工生殖成功率只有12.39%，失 敗率很高，經濟負擔重 | 不孕症科技提升；補助不孕夫婦 第一胎人工生殖費用；將不孕夫婦人工生殖費用納入健保給付< /td> |
| 已婚未生育者 | ||
| 結婚生子者 | 擔憂大環境，經濟不穩定怕失業 | ？ |
| 沒人敢請育嬰假，怕老闆找藉口裁員 | 經建會代表：兩性工作平等法有 規定250位員工以上的企業，允許員工請育嬰假，但沒有罰則，無法阻止企業規 避，目前政府也在規畫彈性工時制，但現行勞基法無法保障 | |
| 媽媽彈性工時，提早下班接小孩，才可能減輕 帶小孩的負擔 |
此外，與會學者也提出了如下等等的建議：健全收養制度，提供不孕夫婦與未 婚懷孕婦女收養子女；軍公教、勞農保生育補助提高為目前的兩倍；辦理六歲以下 兒童醫療補助，中低收入戶子女學費比照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健保也由政府全額 負擔。
而內政部面對這些林林總總的建議與要求，反應是什麼？「將把所有意見納入明年 3月正式提出人口政策白皮書，作為因應策略。」
沒有政策措施有效性的實證評估，沒有國家資源配 置的優先考量，沒有實質問題內涵的系統思考，就將所有的要求來者不拒地列入國家 政策的白皮書中。這是大學研究生的學期報告嗎？還是把白皮書當成沒人會認真看的 官樣文章？抑或，是內政部準備要握在手上，既可以上要預算又可以對外丟錢來敷衍問題的 空白支票？如果真是這樣，如此「勇於承擔」的官員，應該隨便街上找一位民眾來，都可以把位置坐得穩穩的。
據說，這些都是因為根據內政部的最新統計，全國總生育率去年降到1.24人的 新低點，不到40年前的四分之一，「少子」的速度比絕大多數國家都快，除了比義 大利1.2人多一點點，比法國總生育率1.9人，美國2人，瑞典1.5人都低，預估我國 到民國111年人口零成長轉為負成長。
但不曉得內政部能否說明過去人口推估的準確性如何？就算先不論斷人口推估技術的有效性與正確性如何，但，「人口老化」問題，是 一個怎樣的問題？有什麼經濟、社會、文化的意涵？
我們似乎沒看到任何仔細的分析與演繹，而是聽到這位次長先生說：
有學者認為，台灣人 口朝零成長發展，如果政府不鼓勵生育，可能會亡國滅種，因為到了二０五一年， 台灣老年人口達百分之三十九，滿街可能都是白髮蒼蒼的老人，沒有生氣。
「亡國滅種」？的確，這位官員，只是「引述」著某位不知名學者的觀 點。但「引述」，其實也表示了認可。一位學者說「有亡國滅種的危機」，這可以是提 出警訊；學者建言，語不驚人死不休，你即使不同意他發言的內容，也都無可厚非。不過，一位政府高等文官，說出這樣的話語，難免讓人質疑：次長先生，此 時是何時？此地是何地？在一個據說是「全球化」的時代，在一個除了原住民族群都是移民後裔 的社會裡，一位高等文官竟然操演著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初中國「救亡圖強」 愛國運動的語言，讓人不得不生起時代錯亂的感覺。
可能首先應該認真地問：「滅種」？滅什麼「種」呢？
「滅種」的語言裡，其實掩藏著不言可喻的種族 或族群歧視。許許多多東南亞族裔配偶所養育的台灣之子，是不是可以劃歸入這裡所謂的 「種」呢？台灣多數帶有平埔族血統的閩南人，是不是屬於這裡的「種」？如果不是，誰是「純 種」的人（「中國人」？還是「台灣人」？）？如果不是，還要獎勵他（她）們生育嗎？當文建會提出「文化公民權」的政策主張，希望建立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引領政府制訂人口政策白皮書的主動機，居然是「亡國滅種」？如果我們說，台灣二十一世紀人口政策的問題域（problematic），乃是為一種生物性的本質主義，一種十九世紀的血緣族群概念所建構起來的，雖可能過於誇張，但卻絕非空穴來風。
這些當代任何人口政策的討論都會考慮的族群政治ABC，都不在我們這位官員的考慮裡。他斬釘截鐵、自我感覺良好地說出：鼓勵生育是政府既定政策，養兒育女是 個人也是國家的責任。
對不起，次長先生，在我們確立鼓勵生育作為政府優先或重點政策之前，在我們討論政府有沒有「鼓勵生育」的有效政策能力之前，在我們檢視「鼓勵生育」的政策論述可能的社會負面作用之前，是不是，我們可以先召開個公民會議，讓大家來好好討論一下：人口老化或少子化＝亡國滅種？果真如此？？
延伸閱讀：
不生，就滅種了嗎？
李佳燕（作者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醫師）
2004.11.29 中國時報
Monday, 29 November, 2004
國土復育條例違憲？
吳豪人：原住民族權應設憲法專章
台灣日報 - Taiwan
自古財產權為「集體所有制」，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發展後的例外，但經建會卻藉「國土復育條例草案」，提出荒謬「海拔所有論」；吳豪人強調，若經建會主張一定海拔以上（五百公尺）山坡地劃保護區，禁止農耕等開發，他也逆推經建會立論邏輯，主張一定海拔以下逕自歸還原住民族，且一定海拔以上歸還原住民，讓原住民部落擁有集體所有權，他主張原住民權利以憲法專章處理，明定財產權不受民法限制。
看到吳豪人與黃居正聯手對經建會「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展開的批評，只能說：個人非常認同。對原住民問題有些關切的朋友，大概都會同意，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就維繫原住民部落的社會結構而言，是重要的基本制度設計。當然，在一個土地私人所有權觀念高度發達的社會，這樣的制度設計，會遇到哪些困難？是否能夠確切落實？這些，可能都還有待釐清。但至少吳豪人的發言，應該可以為如何解決這個系列的問題，打開一扇窗。如果我們可以樂觀預期這種集體所有權觀念應該會順利進入修憲議程，在未來成為我們的憲法的一部份，那麼，我們不免要問：目前尚未慮及原住民參與決策機制的「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將來有一天，會不會被大法官會議宣布是違憲的？
眼前來論，吳豪人與黃居正對「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的評論，是我看到原住民團體之外的第一個。以「海拔開發限制論」為基本構想的「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原本在其強化生態保育的目標上，就讓人不免質疑：會不會，以海拔來限制開發，是「大砲打小鳥」，手段與目標不相稱？高山地區的國土保育與開發限制，為何是以海拔為標準？這樣的標準，有什麼明確的生態學上的意義？有何堅實的生態學研究作為政策研擬的實證基礎呢？更重要的：過去與山地國土保育相關的政府法令，為何無法落實？存在於政府機構之內與之外的管制障礙在哪裡？草擬中的「國土復育條例」，就必然能有效克服以前的法令所不能克服的管制障礙？這樣的問題，好像沒人清楚地詢問過，當然，也沒有人清楚地回答。
從環境治理的政策執行方式來看，「國土復育條例草案」是一個粗糙的「命令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手段。雖然對原住民提供了若干在將來推動生態旅遊時的優先投資與就業權，但這些是否能夠維持高山原住民部落的生計，卻沒看到清楚的估算。假如這些生態旅遊的活動所提供的就業量不足，如果沒有政府補貼，就勢必要遷村了。一個紅毛港遷村，就問題延宕了十年以上而尚未完成，高山限制開發後，又有多少原住民部落要遷村？遷村至平原地帶後，原住民的生計問題就自然會解決嗎？原住民部落的社會結構又如何維持？這些經濟與社會的成本有多少？如此大規模遷村方案的可行性如何？更嚴肅的問題是：誰做過評估？
至於從環境治理的政策形成方式來看，吳豪人提出的集體所有權觀念，指出了任何山地地區的國土復育方案都應該考慮的基本點：要如何納入原住民部落的參與或共同決定？當然，在這種共同決策機制下，如果我們不迴避可能有部分原住民或投資當地的漢人會採取短視作法的傾向，要如何避免以高山農業的過度發展與沒有節制的大眾旅遊為特點的的系統性生態破壞？這些，會是我希望吳豪人──以及所有關心原住民與生態保育的朋友──能夠進一步有所貢獻的。
延伸閱讀：
從環境正義觀點看原住民的狩獵文化
紀駿傑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原住民與國家公園共同管理經驗
紀駿傑
Thursday, 09 December, 2004
Altar Call for Buying up America?
柳傳志：給聯想員工的一封信
併購ＩＢＭ的全球個人電腦業務，使聯想成為一間全球性公司，是我們在既定的國際化戰略道路上邁出的關鍵而重要的一步。在過去的十年間，靠著全體員工的努力拼搏，我們建立了中國市場上的絕對優勢，奠定了國際化的雄厚基礎；今天，我們通過併購ＩＢＭ個人電腦業務，縮短了我們可能要花費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達到國際化目標歷程。
胡勝正：聯想併購ＩＢＭ是大陸產業進軍國際市場的第一步
胡勝正表示，大陸相當有企圖心，聯想案例只是其中之一，不少國營事業也四出蒐購原物料，如油、煤礦等，頗有八十年代日本大肆進軍美國市場，以高價陸續買下各種大型建築物、藝術品與房地產的意味。大陸相對於當時的日本而言，比較有策略性，並不僅針對奢侈品下手，而以當紅的原物料為主。
確實，這次聯想併購IBM個人電腦業務的動作，可能是一個有高度象徵性的開端。「中國終於站起來了」，是啊，這次不是靠人民戰爭，也不是靠核子潛艇，而是靠傳統的資本主義武器。
消息剛在台灣媒體出現時，呈現的是一片驚嘆之聲。在電視上看到的柳傳志，更是顧盼自雄。隔天開始，媒體的China Hyping才漸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台灣資訊界的大佬級人物，忙著四處安撫，「沒事，沒事。」
可是，與日本企業在八零年代中期進軍美國時撼動全美的氣勢相比，「Lenovo傳奇」迄今為止似乎在歐美票房有限。當時日本企業大肆購買美國資產與公司的舉止，不但震驚了美國媒體，更是由美國國會山莊帶頭，興起了一片「如何挽救美國產業競爭力」的新學術工業。媒體界的Japan bashing，直到1993年史恩康納萊主演的＜旭日東升＞，仍然未曾停歇；至於學術界，我們從Paul Krugman與Laura Tyson和Stephen Cohen關於「策略性產業─貿易政策」的激烈辯論裡，都依然可以清楚感受到為日本經濟的巨大陰影所籠罩的逼人氣氛。但這次聯想集團的大手筆併購，在美國媒體上僅僅在財經新聞裡佔到了版面。更讓聯想集團難堪的是，之後香港股市投資人紛紛出脫聯想集團的股票，看淡後勢，股價今天甚而收跌了5.83%。此外，聯想集團最為看重的、視為進入世界市場踏板的「IBM ThinkPad」品牌形象都受到了消費者質疑（IBM值多少錢？）。如此看來，美國產業觀察家的評論也不能說是過份貶抑了："This a story about a Chinese company adopting an American brand."
然而，胡勝正指出了一個容易被喜好熱鬧的媒體忽略的面向。近來諸多中國與原物料相關的國營企業，倚靠著商品進口的特權，手頭累積了大量資金後，開始「把眼光放向國際」，於世界各地大筆投資。這些動靜，雖然並不特別引人注目，卻明顯標示著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一個以資源爭奪為策略著眼點的經濟層面戰略佈署，已經進行了相當時間。從這個角度來看，「Levono傳奇」也就不足為奇了。它只不過在李斯特型（Listian）的產業保護主義下，「以投資驅動的經濟成長」的冰山一角；只要中國的國營企業（附註：Levono也不是一般的民營企業；中國政府是持有其股份的）仍然可以從國內市場賺到容易錢，中國介入世界各地所謂「大宗商品」市場的戲碼，還會繼續隆重上演下去。就像我們看不起王永慶一樣，你可能也會看不起這些外表風華的「軟腳蝦」。可是，別忘了，money talks。2003年中國的海外投資金額已超過三百億美元；在不知不覺中，內需不振的中國卻已經成為資本輸出國家。有一天，也許美國廠商會再度碰到這樣的場面：你有經濟效率？你有創新價值？手握中國市場與人民幣的中國國營企業斜眼看了你一下，緩緩問道：你要多少錢？
「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是啊，只是這回不是靠毛澤東主義的革命輸出，卻是靠歐美十九世紀的外延式資本主義。「中國站起來了」，但中國廣大的農民與勞工還趴在地上。
於是，我們不禁要問：一個低工資經濟，養育得起真正的知識經濟企業嗎？中國還能繼續靠著出口導向經濟，來讓國民所得翻兩番嗎，胡錦濤同志？
當然，反求諸己，這個問題，也該問問我們自己。
延伸閱讀：
I.B.M. Said to Put Its PC Business on the Market
New York Times，12/03/04
The retreat from the business may be the ultimate acknowledgement that the personal computer has become a staple of everyday life, a commodity product, yielding very slim profits.
IBM turns to China
USA TODAY，12/08/04
IBM serves as a microcosm for the economy. If Google is the current example of how vast fortunes can be had in a nanosecond, IBM's PC division shows how brutal life can be if a company stops innovating.
內部市場過度競爭 大陸企業被迫轉戰海外
中時電子報，12/14/04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大陸電腦業鉅子聯想公司購併ＩＢＭ個人電腦部門，只是大陸能源、消費商品及高科技公司海外併購一個最近的、比較受矚目的例子，而這些海外併購的原因，主要在於大陸內部市場的過度競爭，使一些大型企業不得不在海外另闢戰場。
電腦業的「成衣業化」？
陳信行
國際工人權益會議 中共取消
由於擔心歐美式工會在大陸崛起，原定下周一在北京召開，由「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舉辦的一項國際性爭取工人權益會議突然遭中共取消，多國勞工領袖指責中共這一做法「不合時宜」。
Sunday, 12 December, 2004
沈默的騷動：別遺忘了不安定的灰色地帶
劉進興，行政院顧問，問道：「整體投票率大幅降低，投票人數 972萬 (59%)，不但比總統選舉 1325萬 (80%)少，也比 1998立委的 1019萬 (68%) 及2001立委的 1047萬 (66%) 少很多，選民那裡去了？」（一場沒有人應該高興的選舉）
選民哪裡去了？泛藍政黨不想問，泛綠政黨不敢問。民主學校呢？好像忘了問。
有人說是因為人口外移中國，有人說是因為政治冷感。在沒有更明確的調查資料前，大家都只能臆測。然而，似乎還是有一些蛛絲馬跡可以讓我們摸索出一些端倪。星期六晚上，call-in節目裡一位南部勞工打進去的電話，我聽到了，許多朋友也聽到了。我不知道這是否就足以解釋這次諸多台灣選民的缺席，但是，至少是一個明確無誤的症候：我們這個社會，尚未達成社會團結的目標。這種政治冷漠，如果是後威權時代台灣民主的長期危機，所謂追求「台灣主體性」就可能僅是外交策士們自我指涉的空談。沒有社會團結的政治方案，沒有全民共享的經濟繁榮，如何有爭取正常國際地位的強固國內社會聯盟？又如何能抵禦以「再中國化」的easy solution來逃脫經濟停滯與社會分裂的法西斯誘惑？都市游擊式的炸彈攻擊已經來了，下次，會是什麼？
當主要政治勢力在明日的希望與昨日的記憶相互搏鬥的戰場裡成對廝殺，那些可投票卻沒有投票的選民，宛如一支沈默的艦隊，劃過戰場的邊緣，航向不明，目的地不詳，目標不確定。對既有的流行政治詮釋架構而言，這股勢力，不藍不綠，不黑不白，無法定性，宛如不安定的灰色地帶。對台灣新生的民主體制而言，這股雖沈默但卻騷動不已的力量，猶如儲存定易燃物的火藥庫，時時提醒我們：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不能克服「兩個台灣」的夢魘，就勢必也無法克服「一國兩制」的夢魘。
一些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也看到了類似的問題。段宜康說，民進黨並未清楚勾勒泛綠過半後的新國會願景，執政黨政績也未反映在選票上，選民幾乎是用選票來表達抗議。陳景峻說，黨內在選舉操作議題上，提出柔性政變、黨徽、國徽區隔、正名等議題，基本上和一般普羅大眾關切角度不同，畢竟民生議題和民眾比較貼近，而這些陳義過高的議題，反而讓民眾對政黨惡鬥心生厭惡；這是民進黨執政後出現最大的警訊，黨必須深刻探討，民眾的真正需求何在。
這是使人悲哀的事情：一個以改革為標記的政黨，卻在改革願景上交了白卷。如果民進黨繼續在中間偏左的、以社會團結推進台灣認同的的「新中間路線」上無所作為，「四大天王」的風潮或許可熱鬧一時，但2008之後，終究恐怕春夢無痕，而讓國民黨透過以「全球化」與「自由經濟」為名的「再中國化」，與以「照顧地方」、「照顧民生」、「照顧軍公教」為名的「侍從主義政治」，來建立新的保守聯盟。能遊走兩岸的個人與企業當然可能從中獲取利益，台灣整體的經濟與社會卻只會往「兩個台灣」的方向繼續沈淪。
至於國民黨呢？江丙坤在電視上說：「用經濟治國」。聽完只讓我想噴飯；陳水扁政府喊了三年「「拼經濟」，還要再來一個「財經為主的內閣」，「用經濟治國」嗎？笨蛋，這些傢伙顯然還沒有搞清楚泛藍維持平盤，而泛綠無法進取的原因。至於說江是「拯救台灣經濟的不二人選」等等云云，更是莫名其妙的政治辭令，徒然顯示說這些話的人對於台灣經濟問題性質瞭解的膚淺。一個在電視上說「只要三通，台灣的經濟問題就應該能夠解決」的人，你真得以為他能提供台灣經濟的解藥？而非毒方？對不起，江丙坤先生，台灣經濟出現產量增加而技術進步卻不能相應提升的現象，是1996年之後開始發生的事情，方其時，擔任經建會主委的正是您（參見：龔明鑫，2004）。上次國民黨無法帶領台灣的經濟向前進步，這次，國民黨又有何「仙丹妙藥」？別鬧了，江先生與連先生！國民黨所謂的「用經濟治國」，只是會繼續著「自由市場至上」的政策論調，而讓台灣承擔著經濟與社會上更大、更深的分裂。
誠如蕭新煌所觀察的：「國會選舉地方派系色彩，派系力量及影響力仍在，導致此次選舉民進黨得票無法成長。」（敗選分析／蕭新煌：地方選舉地方色彩濃 總統選票難轉化）這裡，其實才是國民黨為何要在選前丟出「過半組閣」訴求的真正原因了。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特別是在林全擔任主計長的期間，在破除「黑金政治」的理念下，對財政支出執行嚴格的管控，原本依附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已經是嗷嗷待哺了。國民黨在北部雖然有其基本盤，但要維持國會多數，卻仍然是要倚靠南部的地方型派系人物。而當選舉結果出爐，國民黨為答謝這些地方型人物護持江山的功勞，怎能不主動再提出要江丙坤先生組閣。當然，馬英九是不願意的。一個與地方舊勢力糾葛過深的國民黨，只會是他2008年的沈重負擔；一個與民進黨無法劃分執政責任的國民黨，更是他進取大位的障礙。但兩種國民黨的爭執，畢竟也只是茶壺裡的風暴。因為國民黨的內部權力結構使然，誰也離不開對方。
有人談到了泛綠政治勢力的「三大 Game Over」。從作者的邏輯，我們其實也可以很容易地推演出泛藍政治勢力的「三大 Game Over」。只是，回到我們觀察的那股「沈默的騷動」，我們不禁會想：2003年時，以「廢票運動」而意氣風發的鄭村祺，這次會如何回顧近二十年走過的來時路？老夏潮與（前）美麗島系成員的合作，是八零年代某學運地下導師一貫的夢想；這次「民主學校」實踐的結果，證明這種政治聯盟構想是一敗塗地。「一國兩制左派」，至少這次是全軍覆沒。企圖打入泛藍，成為泛藍左翼的還有林正修，但也未受青睞。當然，夏鑄九對馬英九的政治投資，並不會因此而破滅。不過，這些，足以為那些沈默的選民探索出明天的希望嗎？「救救孩子」，這種向保守的中產階級意識型態媚俗的市場民粹主義，也許欺瞞性不下於「台社」自我投射的批評對象。在我們觀察到一股沈默的聲音的時候，難道，二十多年的歷史積澱之下而進行的社運政治化企圖也 game over 了？
選民那裡去了？在沈默的庶民生活經驗與整體政治社會的走向之間，誰能搭出一條雖模糊但卻可行的通道？是繼續邀月清舞？還是要以新的願景鑄造新歷史的開端？當思想起二十世紀台灣種種風起雲落的歲月，我相信，必然會有人收到歷史所送出的「瓶中信」，雖然，沒人知道他們會是誰。
最後，關燈離開前問一下：嗨，朋友，did you get the message in the bottle?
延伸閱讀：
民進黨應重建改革論述與向上動能
中國時報社論，12/15/04
在野時期的民進黨透過長期努力，與民間力量成功建構出「本土加改革聯盟」的聯合陣線，才能逐漸吸納中間選民支持；但執政五年後的民進黨，卻只剩下與台聯爭搶票源的「本土聯盟」，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改革聯盟」這塊重要招牌不見了。
藍綠競爭的社會意義
徐永明
過去發展學派（developmental）強調學費與糧價的「雙低」政策，對於提供廉價勞動力來進行台灣資本主義的累積是有助益的；但是卻完全忽略了，整個分配的模式作為政治控制重要手段的效果，尤其有明顯的城鄉、部門與省籍的資源動員偏差，而反對運動就是在這樣的階級界線下，有了社會支持的動力，這是省籍表象之外，藍綠競爭的重要的底層意義：階級間公義的需求與平衡。至此，民進黨的持續執政必須關照到這個社會改革的面向，不是透過更多的補貼來製造更多的特權部門，而是重新界定公義原則，搗毀社會剝削與國家補貼的層層機制，這才是解放台灣社會力的開始，也才會是台灣面對中國競爭的最大依恃。
選後台灣的社會政策
劉進興
政治沒有那麼黑暗，政治議題跟社會議題也不是那麼對立。1992年選舉，民進黨提出「台灣福利國」的政見主軸， 10月25日行政院長郝柏村在立法院宣示中華民國絕不會走上所謂的「福利國家」路線。但隨著台灣的民主化，1995還是通過了全民健保法，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開始發放敬老年金。2000年政黨輪替後，通過縮短工時，2002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及職災勞工保護法，2003年開辦就業保險，2005年將開辦新的勞工退休金制度，並規劃長期照護網。過去十幾年來，台灣最大的進步的確是在政治領域，但政治開放使得問題被揭發，問題被重視，才能逐步建立社會安全網，創造了社會向上發展的可能性。
民進黨的改革契機
?升邦
作為一個執政黨，在為國事忙得暈頭轉向的政府背後，除了「黨政同步」之外，我們並未看到民進黨隨著角色的不同而作出應有的機能調整。民進黨中央黨部依然維持在野時期的組織架構，也未對於台灣社會的發展，提出任何讓人耳目一新的進步論述。
中間偏左，昇華民主
簡錫?
在統獨之外，我們需要更多中間偏左的聲音對台灣的願景提出前瞻規畫，正視新自由主義的缺陷，致力建構社會安全網的保護。
國會貪腐 台灣，全球五大
聯合新聞網，12/10/04
台灣透明組織表示，根據調查，在六成國家裡，政黨是最貪腐的部門，但台灣卻是國會貪腐最猖獗。以非常嚴重、嚴重、普通、不嚴重、非常不嚴重五種評分調查，百分之四十五台灣民眾認為國會貪腐「非常嚴重」，百分之廿二民眾覺得國會貪腐「嚴重」。
Monday, 20 December, 2004
布朗基主義：台灣版？
一位朋友在電子郵件裡提到了最近的熱點新聞，部分社運人士聲援楊儒門案的舉動。他略帶激憤地說：
楊儒門之舉頗似19世紀法國革命家布朗基的作為，令人感動；但用馬克思的批判角度，我們感念布朗基替天行道的壯舉，卻不能認同以暗殺、爆炸為手段的布朗基主義
這位友人恨鐵不成鋼的激憤，就像聲援楊儒門案的義不容辭，同樣是這個社會所不熟悉的政治情緒。
Blanqui, Louis Auguste。生於1805，過世於1881；法國十九世紀左翼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E. J. Hobsbawm在＜革命的年代＞一書，如此評價他所帶領的法國左翼政治派系：
從社會分析和理論層面來看，除肯定社會主義的必要性，肯定被剝削的雇工無產階級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以及確定中產階級（不再是上層中產階級）是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等看法之外，布朗基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貢獻很小。但從政治戰略和組織方面來看，布朗基主義可幫助傳統的兄弟會革命機構，適應無產階級的狀況，並將雅各賓革命、暴動和中央集權人民專政等傳統方式，融入工人們的事業之中。從布朗基分子（先後源於聖茹斯特、巴貝夫和布納羅蒂）那裡，近代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得以堅信，其目標是必須奪取政權，而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是布朗基分子所創造的。布朗基主義的弱點便是法國工人階級的弱點。和他們的燒炭黨先驅一樣，他們有的只是一些徒勞策劃暴動的少數精英，但因缺乏廣泛的群眾支持，因而總以失敗收場，就像1839年試圖舉行的起義。
確實，在許多古典左翼文獻的討論中，布朗基主義就是職業革命家集團的代名詞，有時，甚至是所謂「群眾路線」的對立體。某個意義上，這種政治前衛為尚、強調直接行動的政治策略，是一個奇異的政治觀點，一種反菁英主義的菁英主義。
「先鋒革命組織」，是左傾機會主義嗎？是關門主義嗎？是冒進主義？問問google大神，你很容易就可以發覺這個問題在二十世紀的左翼運動中的複雜演變。這個問題，絕不像某位學院左派所認為的，是義無反顧地只有一個正確答案──既使在左翼運動的歷史脈絡中。斥責所有的質疑者「不知輕重」的威權聲音，可以壓制異議與討論，可以支援「只要目標純潔，手段無罪」的新世代毛派，但如同一句老諺語說的：生命，自會找到它的出路。
你聽到了聲援的知識份子暗示著：縱使毀滅世界，也要讓正義實現！對這個社會而言，當有一群人呼喊：「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這個社會要怎麼面對？當純樸的農民以結構變遷的受難者的姿態走進媒體焦點，其實農民自身還是沈默者。十多年前的蔡建仁為果農問題而馳騁智意，卻不碰稻農問題；十多年後，同一位蔡建仁，為稻農問題而以其聰明謀始創機，但卻不碰經濟作物農民的問題。運動議題的相異選擇之下，是何種一以貫之的政治邏輯？是真得「反WTO」嗎？
1988年成立的台灣農民聯盟，設立至今不只十年了。
被傷害者就因此奮然站起，成了發言鏗鏘有力的社會群體嗎？
在撥開層層的代言人機制後，我們，可以找到不再臣屬的新主體嗎？
「人民自求解放」的革命的社群主義的修辭，難道只是為著要求稻米農產的國家保護？
截至目前，我都還無法確定在此事上我應該的言說角度。一個為弱勢代言的姿勢或行動，如何可以不是另一種對於社會傷痛的政治剝削？沒有現成的結論在手，但我願誠摯地邀請所有來此的朋友，一起來思考這個我一直詢問的問題。
延伸閱讀：
一個起點
豬小草
譴責東施效顰的炸彈犯
簡孟輝，自由時報，自由廣場，12/23/04
炸彈客：犯罪學？還是政治經濟學？
陳政亮，苦勞論壇，12/22/04
暴力犯罪不可鼓勵，社會正義不可離棄
聯合報，社論，12/24/04
致朱政麒 ─ 回應〈知識的傲慢 手段的潔癖？〉、〈操弄也需要物質基礎〉二文
徐文嚮，苦勞論壇，12/24/04
透過「回家」看見殺人背後的生命態度
benla
Sunday, 26 December, 2004
要山頭，還是要水果？──非常狀態下的生態政治
無視於我們的喜悲，台灣這個年輕的資本主義文明無止無盡的消耗與掠奪，在一場颱風之後，被劃上了巨大的問號。我們這個對於生態破壞喪失抗體的社會，在湍流不息的河川所夾帶的泥沙中，看到了自己的墮落，與大自然的敵意。巨大的問號，在我們這個大眾民主的時代，當然總是觸發著等量齊觀的積極政府行動。一度為興建蘇花高速公路而奔走的行政院，一度因高山纜車研究案而困窘不已的經建會，於焉開始研擬了「國土復育條例」。
我先前就這個條例草擬的方向所提出的若干質疑（國土復育條例違憲？），在這個星期，逐漸於媒體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迴響。20日，當經建會完成了「國土復育條例」的草擬工作，中國時報記者呂理德在一篇分析稿中（利益盤根錯節 復育條例乖舛）提出了他的憂慮：
不容否認，這項條例的精神當然符合環保永續發展概念，但在制定過程中，卻完全採取由上而下的思維模式，先由行政院定調，再由各部會關起門來草擬，並未採取由地方、民間環保與各階層共同討論溝通，由下而上的立法模式，因此未來可以預見的是地方政府反彈，原住民以及相關利害人與團體，群起反對聲浪將不斷，如何化解這些問題，將考驗行政院相關單位的智慧。
聯合報緊接在21日作了一個專題報導，讓我們更清楚察覺，政府環保作為與原住民權益的激烈衝突，已在倒數計時的爆發邊緣。一位原住民縣議員吶喊著：「所有原住民都已看清楚中央封山才是目的」（國土復育 形同扼殺原民生路）。一位山地鄉鄉長也說：「政府所謂國土復育計畫，等於用一條巨繩綑綁住原民咽喉，教原住民怎能不發飆？」（高山廢路 綁住原鄉咽喉）。
但是政府方面的回應呢？聯合報的報導（經建會：讓山頭爛掉 或水果爛掉），紀錄著這樣的說法：
張景森強調，政府必須在短痛與長痛之間作個抉擇，短痛是指在高山農業的過渡期間，山區農民勢將面臨運送成本提高、生活無著的困境；長痛則是透過山區農路的不斷修復，導致惡性循環的國土破壞。他說，政府是被迫要在「山頭爛掉」或是「水果爛掉」間作決定，無法兩者兼顧。
某個意義上，這樣的發言，不啻承認過去國民黨政府所建立的國土保育機制實質上是徹底失敗了！以致於，我們現在必須面臨著「要山頭還是水果？」的兩難。長期蓄積而猛然爆發的環境災難，讓這個社會陷入或此或彼的兩難困境。而目前的民進黨政府對這個我們共同的兩難困境，答覆一清二楚：沒時間送進檢查室、手術房慢條斯理地處理了！我們不得不即刻採取行政專權的「一刀切」手段，來根絕國土環境破壞的源頭。
於是，也不得不，至少在環保治理的領域，面對生態大規模破壞的事實高度暴露於大眾媒體的非常狀態，民進黨政府一度拳拳服膺、不敢懈慢的中央與地方分權的「夥伴政府」理念，開始逐步後撤，向中央集權的方向轉進。就相關於農路修建與復健的核准權，主計處原本在三、四年前，革除以前「大中央政府」時代以財政資源配置控制地方派系的陋習，將從前補助農路的款項，以一般補助款名目直接分配給縣市政府，並由縣市政府自行決定是否應補助興建農路。按照這項權責下放地方的財政體制改革，每個縣市約可享有約六億元的補助額度。
六億元的補助額度，當然是無法應付如七二水災後的大規模突發性災後復健。在此次災後，據說南投縣政府就申報了八百九十七條待修農路，估計需中央補助經費達十二億元。正從是否補助地方復健農路的決策選擇開始，在地方政府不願抗拒農路復健壓力的情勢下，台灣的環境治理，又被迫進入事實上的中央集權狀態。就此而言，「國土復育條例」規定中央為督導機關，地方政府為執行機關，似乎只是將當前事實上的中央集中式的環境管制體制予以法制化──然而不要忘了，這也同時意味著，此後所有要求農地復健的社會壓力將會全數投射在中央層級的行政體系上。
更進一步說，當台灣的環境治理，開始轉為倚靠著「管制從嚴、刑罰從重、刑訴從速」的傳統「法治」型的行政、司法控制，這是否表示我們的國家機器已經揚棄了過去的「市場放任主義」，而走向某種「綠色國家主義」（green statism）？這種轉變，對於種種「生態民主」的主張與企圖，又有何政治、倫理的意義？
「風險社會」，不再是書院的抽象理論，而是生活的實際寫照。曾經睥睨世界的台灣資本主義文明，突然發覺自己竟是座落在破敗的山河之上；且造成這種難堪、疑懼的，不是別人，就是我們──這群不怎麼高貴的野蠻人。儘管這樣，生態意識的啟蒙，不必然就等同於生態民主的來臨。當生態團體還因「新十大建設」而激動、而在詛咒「發展主義的復辟」的興頭，猝然之間，戰場對決的主角消失無蹤。當國家機器毅然決然高舉起「綠色保護主義」的大旗，環保人士，左看殺氣騰騰的官員，右看憤怒難抑的原住民團體，面面相覷。
「要山頭，還是要水果？」
你說呢？
有許多人似乎選擇沈默，選擇置身事外。但，真得能置身事外嗎？
有人要打出通往「社群主義的生態民主」的生路，可是，災後農路復健的爭議，正揭示著：我們夢想中的地方社群，在承擔環境治理的責任上是何等的脆弱。有人要掙脫政黨政治的陰霾，開闢介入性的新「專家亞政治」，卻也還是要憂慮：才剛要站起的綠色巨人，會不會轉眼就被來自國會的地方利益侏儒群起圍攻，不支倒地？
所以，該怎麼辦，朋友？
也許該提醒這個國家機器：你與國民黨政府的差距，沒這麼大喔！一個高生態保護的政治，與一個低生態保護的政治，看似對立，卻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葉俊榮，現任研考會主委，在他關於環境行政的法理學專著中，整理國民黨時期環境治理的實況案例，而結論道：在決策上，行政決策的事實基礎、利益衡量、影響程度，以及法理基礎，均未必完全明確，使得政府機關陷於「決策於未知之中」的困境；再者，實際的行政程序上，參與決策的利益代表結構既不周全也不平衡，在利益衝突沒有程序機制處理的情形下，決策的主導就往往跳躍到政府高層，並由此做出高度政治性的決定（參見：《環境行政的正當法律程序》）。這些1997年之前出版的評論，是不是依然可以適用於今日？
在制定過程中，張景森相當低調，在多次在研討會場合中，都未表示意見，僅強調由於此案涉及利益相當多，如果一開始就與民眾進行溝通，一定會受到利益遊說，而無法完成制定，因此等到草案正式定稿之後，才會加強與相關民眾溝通。（ 草案定稿 加強與原民溝通）
這種理由，看似成理，卻埋藏著陷阱。如果為保持官僚行政的自主性，利害關係人在政策形成的階段是需要排除的，同樣的理由，其實也可以適用於政策執行的階段，適用於政府內部運作的實質與程序調控。顯然，在環保人士批評「發展主義的回歸」（the return of developmentalism）時，卻沒有看到這背後「發展型國家的回歸」（the return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曾是李國鼎等人津津樂道的自況，好像與今天的情節相去不遠。國家主義的幽靈，在政黨輪替後四年，悄然又於民進黨政府的身軀上復活。只是，上次可能還有人會說是喜劇，這次，該會被多數人看成是悲劇吧。一個立法系統壓倒行政系統的政治局勢裡，舊時代的國家主義卻仍然凌駕台北的天空，難道不會讓人困惑：民進黨四年執政的經驗、意義與反省在哪裡？
在聯合報的報導裡，一位原住民縣議員說著：他不反對國土復育，但他認為制訂政策應兼顧現實，官員應至各地與部落耆老談談、實地會勘，要做也應分階段、分區域實施。不能什麼輔導配套都沒有，一聲命令下來，就要扼殺大家的生路。我們當然不必天真地認為，這位地方政治人物道貌岸然的發言──既使他是一位原住民──就必然比行政院官員高尚或者具有道德優越性，但是，我們絕對應該責問：如果在這麼一件影響深遠且重大的政策決定上，民進黨都不能開始朝向一種「利害相關者的綠色資本主義」（stakeholder green capitalism）的道路來前進，更待何時？不受節制的高山農業與大眾旅遊，被認為是當前環境災難的源頭。確實，在環境治理的原則上，我們需要畫出一條清楚的線，以反對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但是，在社會凝聚力與共識出現赤字的情形下，以雷厲風行之姿宣稱「放棄發展，限制開發」，可行嗎？抖開層層疊疊的法律條文與政府機關的行政指導文件，民進黨可有一套長期全盤策略，從社會總體的角度來激勵綠色生產與商業行為持續成長，並節制追尋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投機型投資？
如果答案是沒有，相信「綠色矽島」的夢想可以利用威權統治時代的國家主體論來實現，可能僅僅是時代錯落的幻覺或魔術。民進黨，還想重蹈一次「核四案」後保守反撲的覆轍嗎？環保團體，還想再體驗一次夢想破滅的蒼涼嗎？在這場劇力萬鈞的「非常狀態的生態政治」戲碼中，親愛的環保同志，你的下一步是什麼？還有，別忘了那個老問題：你的改革時間表，有多長？
延伸閱讀：
國土復育要有更周延的規畫溝通始足成事
工商時報，社論，12/22/04
籌措補償徵收財源的規畫，明定在十年內政府必須移撥成立國土復育基金，經費不得少於一千億元。我們不知道真要徹底執行，這一千億或一千五百億是否足夠，但是政府對財源的規畫，是擬由每年的交通建設經費支出中撙節一百億元，湊成十年千億的財源規模。然而，這項財源顯然並非可靠，因為它並非以穩定可靠的收入為財源依據，而是以同屬支出門的經建交通經費來移撥，問題是每年政府在籌編預算時，面對僧多粥少的困局，如果能不編列的便不給經費，哪有可能有實質的移撥情事。而且時限長達十年，如果未來主政者對此有不同看法，也可能無法貫徹。
對國土復育條例的期待與建言
中國時報，社論，12/24/04
光就租地造林而言，台灣目前就有超過八萬五千公頃山地出租造林，每九年換約一次。如果政府要在租約到期後終止租約，要付出的林木補償經費粗估將高達三百億元以上。而包括地層下陷地區或土石流地區，或是高海拔的山區，其合法的農耕土地，其補償經費動輒超過百億、千億元以上，因此草案中希望籌措一千五百億元的國土復育基金，可能只是杯水車薪。......此外，該草案中強調，為了落實保護山林，執行機關並得限制大型機具、大型車及私人汽車進入管制山區內，改以適宜之運具提供接承轉乘。這一條文，說穿了是為未來纜車取得合法進入山區的護身符，但目前包括生態保育以及愛護山林的人士都質疑高山纜車是否必要，在環保、生態界都未取得共識下，是否應該完成此一條文的立法工作，恐也有待商榷。
拋開政黨 另闢環保戰場
何明修、張鐵志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12/22/04
傳統的社會運動是透過國家權力之介入來達成其目標。然而，在國家弱化的情況下，這種國家主義的路線是有檢討的必要。......在政黨輪替之後，運動取向的專家學者以及民間團體之參與機會更為提升。這使得環境人士的確更可能透過這些亞政治的制度，繞過政黨政治的場域去開闢一條嶄新的戰線。要能善用亞政治的機會，環境運動組織必得要走向專業化，至少他們得具備一些實用知識，知道如何與政府官員打交道、如何競標政府的委託案與如何在官方的會議中提出具有說服力與可行性的論證。
「The Third Way, Hong Kong Style─衝破『左』與『右』的民主困局」
新力量網絡，香港。
Wednesday, 19 January, 2005
當殺了兩個醫師之後
我對健保與醫療服務的問題，所知實在不多。原不想再談這些問題了。但是，某些道德化的媒體言論，確實讓我感到不安。而對制度問題的討論，在「兇手正法」之後，也宣告沈寂了起來。我的不想談，部分是出於不想讓自己的思緒受到太多外在事件的干擾。但的確，老實說，某個意義下，我不敢談太多這些問題。涉及太多醫療體系的專業技術，涉及太多醫療服務系統運作的細節知識。對這些，我都缺乏有信心的一手瞭解（甚至，我連上醫院的次數都很稀少）。
然而，當我仔細尋思這種心虛，我慢慢開始明瞭：在這裡，也許我們碰觸到了這個「專業主義的時代」的某一種極限：
當代民主的瓶頸，在於將技術指導的知識專門化地運用政策決定與行政過程。這樣專門化的取向，使得公民無法利用必要的知識來形成自己的意見。知識的壟斷，使得具有特權可以取得相關知識來源者，能夠支配不具專業知識的公民，使得公眾僅能在只具象徵作用的政治，例如，選舉投票，稍獲慰藉。「順服於技術知識，使得那些具有專門化能力的人對公共機構操縱有力的影響。這些專家他們只受到極為有限的政治限制。將權力給予那些控制技術性資訊的人，威脅民主的原則，降低了公眾對許多公共政策選擇的控制」。（為什麼要討論公民參與？）
看起來，當政治菁英與醫療社群的高層人士精神抖擻地揮舞起「缺乏醫德」的道德論述，我們這個社會進一步詢問制度改革問題的動機就斷然被封殺了。不過，醫療體系出了什麼問題？該如何改革？這些重要的議題，不僅許多社會大眾關心著，身處其中的基層、中層醫療專業服務人員，更有許多不吐不快的氣憤、心聲與建議。
民主的程序，應該是要保證讓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具有有效的機會來參與政治過程，且有平等的權利來選擇議題並控制議程；民主程序同時要求一種情境：必須讓所有參與者，根據充分資訊和良好理性，來對爭議的利益和必須管制的事務，發展出清晰的理解。而公民瞭解公共事務的機會，以及政治的意志形成，則有賴於公共討論。（為什麼要討論公民參與？）
該是讓「白色巨搭」打開塵封的大門的時候了，該是鼓勵著醫療體系與自己對話，與社會對話的時候了。「醫德論」，只會像一個黑洞，吸乾了這個社會進行有意義的理性討論的能量，讓可能匯聚、轉化為制度改革策略的種種「意見」，卻僅能淪落為在每個人心頭不斷迴繞又迴繞的忌恨囈語。
當媒體輿論「殺死了」兩個醫生，是不是，也該用同樣嚴格的道德標準，來檢視自己的內部運作邏輯？還有，在快意恩仇地「殺」了兩個醫師作為代罪羔羊之後，媒體的高層從業者，又願意怎樣來引導社會前進的步伐？怎麼減少我們這個號稱文明的國家再度出現「醫療難民」的機會？別說大家都是健忘的，請轉過頭來，有人，正在看著。
延伸閱讀：
小醫師成箭靶 制度檢討在哪？
鄭心媚
中國時報，01/17/05
馬市府將所有的問題都歸咎在一個可憐的總醫師身上，可能太沉重，這名醫師值班時不在醫院，看診時既沒探視病人，也沒看ｘ光片，確實該檢討，但市民更關心的是制度面的問題，市立醫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醫療品質？市府應該在這個時候一併檢討，不要將問題簡化到小醫師的醫德問題，而是整個市醫出了什麼問題，不要再犧牲市民健康了。
「殺」 了兩個醫師 然後呢？
張?文
中時晚報，01/17/05
所有問題歸諸道德，對應該負起責任的單位卻是最簡單的。把幾個出問題的人「說臭」，讓他們擔罪名，好似問題就有了交代。但邱小妹事件，大眾看得很清楚，有問題的當然不只這幾個醫生。
受虐女童?仁愛一片低氣壓 馬英九勉勵：外界勿模糊焦點
ETToday
台北市長馬英九昨（17）日上午，在醫師晨會前慰勉醫護人員表示，目前社會輿論集中在林致男等醫師的不實陳述和不實記載病例方面，但本案真正關鍵是第一時間邱姓女童究竟應不應該轉院和醫院有無病床等問題，外界不應模糊焦點，市府對仁愛醫護人員的信心也不會有一絲絲動搖。同時除了醫療制度設計外，本案中的邱父和家暴制度也應一併檢討，才能對社會有所交代。
民粹殺人
Roach
今天繼續看報紙，發現主流媒體正在找代罪羔羊，而這種訴諸醫師沒有醫德的作法，也正好可以發洩人民對醫師及醫療系統的怨恨。今天邱小妹妹被當人球，當然是醫療系統的問題，無庸置疑。但今天醫界卻要把責任都歸給一位總住院醫師，迎合民眾揪出兇手的情緒，很可能會造成民粹殺人。
醫師不是都是黑傑克
TSUBASA
(想聽一聽基層、中層醫界人員的想法，這裡有許多的留言。）
正義的大眾？
豬小草
扣人沒有醫德的大帽子很容易，因為那很容易讓我們覺得心安，並且讓我們免於檢討真正複雜與困難的問題。尤其是免於檢討我們自己其實正是支撐這不正義制度的一塊石頭。
逐漸白痴化的新聞傳播媒體
jrfox
[社會] 聲援小醫師、改革急診體系
blasts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演講：「審議民主的理論與台灣的實踐經驗」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陳東升教授
病患權益促進團體參與醫療健康政策制訂的模式：比利時與丹麥的經驗
吳嘉苓
